像一把把金色的剑,刺穿了灰白色的幕布。光柱斜斜地打在城墙上,青砖上一层白霜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碎成了一片一片的银屑。城外一片寂静。没有号角声,没有战马的嘶鸣声,没有刀剑碰撞的声音。只有风声,只有远处偶尔传来的鸟叫声——那种在冬天还能活着的鸟,叫起来又短又急,像是在骂人。
他转过身,走下城墙。脚步比以前快了一些。不是跑,是走,但每一步都比平时大了半寸。他要去枢密使府报信。
柴荣不在偏厅,也不在正堂。他在后堂,在郭威的病床边。郭威的病时好时坏,好的时候能坐起来吃一碗粥,能和王朴说几句话,问问城外的战事;坏的时候连翻身都翻不了,整日整夜地咳嗽,咳出来的痰里带着血丝。大夫说是旧伤复发,伤了肺,肺里的毛病治不好,只能养。养得好,多活几年;养不好,说走就走。柴荣每天来后堂陪他,有时天不亮就过来,有时深夜才离开,有时候干脆在郭威床边的椅子上凑合一夜。他在床边坐着,给郭威念文书,念军报,念朝廷的旨意。郭威听着,有时候点头,有时候摇头,有时候睡着了。他睡着的时候,柴荣就静静地坐着,看着他的脸,像是要把那张脸的每一个皱纹都刻进脑子里。
李俊生在门口等了一会儿。后堂的门关着,门缝里透出一线光。他听到里面有人在咳嗽——不是郭威,是柴荣。柴荣的嗓子这些天一直没好,沙哑得像砂纸磨石头。咳嗽声断断续续的,每一声都像是从胸腔里硬挤出来的。然后门开了,柴荣走出来,手里端着一个空药碗。碗是青瓷的,碗底还有一层药渣,散发着苦涩的气味。他的脸色比前几天好了一些,但眼底的青黑色还在,像是刻在脸上了,用刀子都刮不掉。他的嘴唇干裂,下巴上胡茬很长,头发也乱糟糟的,像是几天没有梳洗过。
“契丹人退了。”李俊生说。
柴荣看着他。端着药碗的手顿了一下,碗沿和手指之间有一瞬间的空隙,差点滑落。他没有立刻说话,只是看着李俊生的眼睛,像是在确认什么。
“你确定?”他问。声音很低,像是在问他,又像是在问自己。这三个字里包含着太多——不敢相信,不敢高兴,不敢松那口气。松了,如果是假的,就再也提不起来了。
“斥候亲眼看到他们拔营北上,过了洹水,拆了桥,凿了冰。跟了十五里,跟到看不见才回来。”
柴荣沉默了片刻。他把药碗递给旁边的仆人,动作很慢,像是在做一个很重要的仪式。然后他转过身,走回后堂,在郭威的床边站了片刻。李俊生站在门口,没有跟进去。他听到柴荣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很低,听不清说了什么。然后他听到郭威的声音——沙哑的,虚弱的,但很清楚:“好。”只有一个字。但这个字里包含的东西,比一百句话都多。
柴荣走出来,他的眼眶有些红,但没有掉泪。他吸了一下鼻子,把那些不该在人前露出来的东西硬生生地压了下去。
“走,去正堂。让所有人来正堂议事。”他的声音忽然大了起来,大到整个回廊都能听到,大到连门口站岗的士兵都侧过了头。
消息传得很快。不是靠斥候,不是靠传令兵,是靠风。风从邺都城的北门吹到南门,从东门吹到西门,吹过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巷子,每一户人家的窗户。它把“契丹人退了”这五个字吹进了每一个人的耳朵里。有人推开门,站在门口,看着北边的天空,看了很久,然后哭了。有人跪在地上,朝着北边磕头,磕得额头都破了,嘴里念叨着祖宗保佑。有人跑到街上,抱着不认识的路人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半个时辰之内,正堂里就坐满了人。张永德、赵匡胤、王朴,还有那些这些天在城墙上死守的将领们。有些人穿着铠甲,甲片上还有干涸的血迹;有些人穿着棉袄,棉袄上破了好几个洞,露出里面发黑的棉花;还有一些人身上缠着绷带,血迹从布条里洇出来,在灰色的布上洇开一朵一朵暗红色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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