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或许没错。但从朋友角度，她无法接受。

    情感，终究还是干扰了她的“绝对理性”。她无法像周墨那样，纯粹从“最优解”角度看待这件事。因为她看到的，是林晚这个人，而不只是一个“决策变量”。

    她拿起手机，犹豫了几秒，还是拨通了沈警官的私人加密号码。铃声响了很久才被接起，传来沈警官带着浓重睡意但瞬间清醒的声音：“苏律师？这么晚，出什么事了？维也纳那边？”

    “沈队，抱歉打扰。维也纳那边……暂时按计划进行。”苏瑾的声音透着疲惫，“但我需要您帮忙，或者说，我需要您以警方的视角，再评估一次这个‘临时合作’的风险。特别是，如果陆沉舟在维也纳出现任何异常，或者林晚因为他的存在而出现心理危机，我们在当地的应急支援和干预能力有多少？是否需要提前向奥地利警方或国际刑警进行有限度的、不暴露行动的报备，以争取最坏情况下的快速响应？”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沈警官的声音变得严肃：“苏律师，你的担忧我明白。实际上，在同意这个方案前，我们已经做了多轮评估。国际协作方面，上级已经通过非常隐秘的渠道，与奥地利方面可信的联络人做了初步沟通，留下了紧急情况下的对接暗号和最低限度的支援预案。但你要知道，这种跨国行动，官方介入越深，暴露风险越大，行动灵活性也越差。至于心理支持……我们安排了一位有处理PTSD经验的随行心理专家，以‘商务顾问’身份同机抵达，会住在林女士附近，必要时可以提供支持，但前提是林女士自己愿意接受。”

    这倒是苏瑾之前不知道的安排。她心里稍稍一松，但随即又揪紧——连心理专家都预备了，说明上级和林晚自己，都清楚这其中的心理风险有多大。

    “沈队，我还有一个不情之请。”苏瑾咬了咬牙，“关于陆沉舟……能否通过你们的内部系统，对他进行更密集的生理指标监控？比如心率、皮电、甚至夜间脑波？我知道这涉及隐私和权利，但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或许能捕捉到他一些无法用语言控制的应激反应或异常模式，作为风险预警。”

    沈警官再次沉默，这次更久。“苏律师，这个要求……很敏感。陆沉舟目前是‘特情人员’和‘证人’，不是罪犯。对他进行这种程度的生理监控，缺乏明确的法律授权，也容易引发争议。不过，”他话锋一转，“考虑到此次任务的特殊性和**险，我会向上级特殊申请，尝试以‘健康监护’和‘防止意外’为由，增加一些基础的生命体征远程监测，但脑波这类侵入性强的，恐怕很难。而且，即使批准，数据也只能由指定的技术人员和分析师接触，我不能保证林女士或你能实时看到。”

    “我明白。有总比没有好。谢谢沈队。”苏瑾知道这已经是沈警官权限内能做的最大努力了。

    结束通话，苏瑾重新看向屏幕上那份风险分析备忘录。她知道，自己这份带着浓厚情感色彩的“反对意见”，大概率无法改变林晚的决定，也无法动摇那份已经签署的协议。

    但她不能什么都不做。

    她打开另一个加密通讯窗口，开始起草一封给林晚、陈烬、阿九的邮件。她没有再情绪化地反对，而是将她刚才罗列的风险点，特别是关于协议执行灰色地带、心理损耗、以及对秦知遥线索的备用核查建议，用更书面化、更专业的语言整理出来，并附上了她请求沈警官协调的应急支援和心理专家情况。

    在邮件的最后，她写道：

    【晚晚，以上是我基于律师职责和团队风险控制角度，对本次维也纳行动（特别是涉及陆沉舟部分）的补充风险评估与建议。我尊重你作为总指挥的最终决策权，也理解时间窗口的重要性。我的反对，源于对你的保护，也源于对任务可能因‘人’的因素而偏离轨道的担忧。】

    【请你将此邮件视为你的‘风险控制清单’和‘安全预警系统’的一部分。在维也纳的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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