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我们互相看一眼，说一句“你怎么也在这儿”。

    那种侥幸，从心里冒出来，按都按不下去。

    我们坐上车，往医院开。车子颠簸，窗外的树一棵一棵往后退。我攥着书包带，手指一下一下地抠上面的线头。

    到了医院，我跟着妈妈往里走。走廊里有消毒水的味道，很冲。护士推着车从旁边过去，轮子碾过地面，咕噜咕噜响。有人在打电话，有人在哭，有人在走廊里走来走去。

    我眼睛往两边瞟。看每一间病房的门口，看每一个走过的人。

    没有他。

    弟弟躺在病床上，脸色有点白，手背上扎着针，管子吊在头顶的架子上。看见我们进来，他咧嘴笑了一下，露出缺了一颗的牙齿。

    “二姐，”他说，“我肚子不疼了。”

    我走过去，摸了摸他的头。头发有点湿，黏在额头上。

    后来我才知道，骆辞做手术的那家医院，在县城的另一头。

    我站在弟弟的病床边，手里攥着书包带，看着窗外的天慢慢暗下来。那点侥幸，像一颗石子，投进水里，沉下去了，连个泡都没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