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是在做着这辈子最大的一个决定。

    “但下官此来——也绝不是来替那帮腌臜竖子，捂住这笔血债的！”

    他没有再说下去。

    但他的右手，在桌面下极其缓慢地、极其用力地，攥成了一个拳头。

    那个拳头攥得很紧。紧到指节发白，失去血色；紧到骨节发出细微的“咯咯”声。

    那不是愤怒——愤怒昨夜在踹碎那盆牡丹时，已经释放过了。

    那是一种比愤怒更持久、更危险、更沉重的东西。是一个在大理寺卿位子上坐了三十年的老官僚，在北境刮骨的寒风里、在一碗发霉的米糊和一碗劣质浊酒中间、在满墙灵位和一个七旬老妇人弯不下来的脊梁面前——终于看清了自己该站在哪里！

    老太妃听懂了。

    因为一个真正只认国法、铁面无私的钦差，绝对不会在这里说这句话。

    说了这句话，意味着陈玄已经在那碗霉糊、那条肉干、那碗浊酒里——把他此行背负的皇命、他坚守了三十年的所谓“规矩”，彻底放下来了一部分。

    放下的不是职责。他依然是钦差，依然要回京复命，依然要写那份奏折。

    他放下的，是他自己。

    有些东西，从昨夜开始碎。碎到今天，终于碎得干干净净。

    碎干净了之后，露出来的那个人——是一个穿着布衣的、六十多岁的、胸口贴着一本沾了血的牛皮账册的老人。

    这个老人，比那个紫袍加身的大理寺卿——更真。

    老太妃静静地看着那碗被陈玄推过来的酒。

    她没有说话，只是缓缓伸出手，端起了那碗酒。

    她没有直接喝。只是端着。

    就那么端着，浑浊的眼神越过酒碗，越过白桦木桌子，定定地落在那面灵位墙上，落在那最新的九块灵位上。

    她就那么看着。

    那一刻，她仿佛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老太妃。不再是镇北王府那根撑了几十年不倒的定海神针。不再是方才在忠烈堂里字字如刀、句句见血的铁腕当家人。

    她只是一位失去了儿子的母亲，一位失去了八个孙子的祖母。

    良久过后。

    她低下头。

    将那碗浊酒，缓缓地，送到了唇边。

    这一次，她喝得很慢。

    不像第一碗那样仰头灌下、碗底朝天的痛快凌厉。这一次，她是一小口一小口地抿。

    每一口咽下，都停顿片刻。像是在品这酒里的苦涩，又像是在强忍着什么。像是每咽下一口，就要把心里某个已经碎成齑粉的东西重新拼凑起来，攥紧一次，确认它还在，确认自己还撑得住，然后才敢去咽下一口。

    辛辣的酒液顺着她干瘦的喉咙滑下去。

    她的眼眶，终于微微泛红了。

    只是泛红。依然没有一滴泪。

    这辈子的泪，大约早就在那些无人知晓的深夜里，对着这面冰冷的灵位墙，流得干干净净了。白天留给她的，只剩下这副铁打的、谁也别想看见半条裂缝的躯壳。

    最后一口。

    她将空碗轻轻放回桌面。

    这一次，没有“咚”的撞击声。碗底落在桌面上的声音极轻，轻得像是生怕吵醒了墙上那些好不容易才睡着的英灵。

    她的手很稳。

    稳得像这座王府外那两扇千疮百孔的生铁大门。稳得像门前那两尊被磨去了面孔的铁像。稳得像她这辈子送走每一个亲人出殡时，都没有在人前弯下过半寸的脊梁。

    忠烈堂内，死一般的寂静。只有香烛燃烧时发出的细微毕剥声，和廊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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