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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有了固定的财产,才会有固定的道德观念;有了固定的道德观念,才会懂得礼义廉耻。现在蜀中的百姓,一年到头辛勤劳作,却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
小孩子担心受冻挨饿,老人死了连棺材都买不起。在这个时候,你想用诗书礼乐去教化他们,就像是在饥民面前谈论钟鼎,对着饿死的人谈论祭祀,这不是太迂腐了吗?
他接着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故为政者欲兴教化,必先使民有以养。薄赋敛、省徭役、劝农桑、兴水利,使民衣食足而仓廪实。然后设学校、明礼义、正人心、厚风俗。此所谓先富后教,循序而进也。”
“先富后教”——这是《论语》中孔子提出的思想。
李易将其化用在这里,既符合儒家经典,又切中了蜀中的现实问题。
他的主张是:先解决百姓的温饱问题,再谈教化。如果连饭都吃不饱,教化就是一句空话。
这个思想内核,在二十一世纪看来是常识,但在大乾朝的科举考场上,却是一种极为大胆的“现实主义”立场。
因为传统的科举文章,往往倾向于将“教化”视为一种独立于物质条件之外的东西——仿佛只要皇帝圣明、官员清廉、百姓听话,天下就能大治。
李易的文章,从根本上打破了这种幻想。
他写完五道策问时,第三场考试也接近了尾声。
最后一项,是诗词题。
乡试中也考诗赋,但比重不大,通常放在每场考试的末尾,作为“余兴”项目。
今年的诗词题有三道,考生任选其一作答:
其一,以“秋日赴阙”为题,作五言律诗一首。
其二,以“锦江夜泊”为题,作七言绝句一首。
其三,以“咏史”为题,作古风一首,不限韵。
李易扫了一眼三道题目,几乎没有犹豫,便选了第三道——咏史。
不是因为他不会写律诗绝句,而是因为他觉得,在这种场合下,一首有分量的咏史诗,比任何山水景物诗都更能打动人。
咏史,咏什么历史呢?
他想了想,决定咏蜀汉。
蜀汉是巴蜀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也是最能激起蜀人情感共鸣的题材。
诸葛亮、刘备、关羽、张飞——这些名字在巴蜀大地家喻户晓,他们的故事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血液之中。
但李易不想写一首普通的咏史诗。
那种“丞相祠堂何处寻”式的感怀,虽然动人,却太常见了。
他想写一首更有深度的诗,一首能在咏史的外壳下,包裹进他对这个时代的思考的诗。
他想到了一个人。
杜甫。
诗圣杜甫,一生颠沛流离,却在成都度过了他生命中相对安稳的几年。
他在浣花溪畔建了草堂,写下了“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的欣喜,也写下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悲悯。
杜甫的诗,从来不只是对个人命运的感怀,更是对整个时代的审视与批判。
李易决定“借用”杜甫的一首诗。
不是《春夜喜雨》,也不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两首固然是千古名篇,但与“咏史”的主题不太契合。
他选的是杜甫晚年写的一首咏怀古迹之作,这首诗虽然不如前两首那么家喻户晓,但在艺术成就和思想深度上,丝毫不逊色。
他提笔,在试卷上工工整整地写下:
《咏怀古迹·蜀相》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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