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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制定了简单的信号系统：书本的摆放方式，杯垫的位置，甚至衣服的颜色都可以传递信息。这些都是基础的情报技巧，但在和平环境中足够使用。

    8月19日，出发前一晚，齐梓明独自在安全屋整理行李。除了学生应有的物品——衣服、文具、简单的生活用品——他还带了几件特殊的东西：兵团训练时用的多功能刀(伪装成普通瑞士军刀)、加密手机、微型相机(伪装成钥匙扣)、还有那两本写满的笔记本。

    他翻开笔记本，看着自己七个月来记下的每一行字。从卡桑加到法国，从新兵到学员，现在又要去一个新的地方，扮演一个新的角色。

    手机响了，是林国伟。

    “准备好了吗？”林国伟问。

    “差不多了。”

    “紧张吗？”

    齐梓明想了想：“有点。不是对任务紧张，是……要回家了，但又不是真的回家。”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我懂。我虽然是马来西亚人，但祖籍福建，小时候回去过。那种感觉……既熟悉又陌生。”

    “你什么时候出发？”

    “比你晚一周。我要等公司文件全部齐备。”林国伟顿了顿，“听着，到了那边，记住古德里安的话：做个普通学生。好好学习，交朋友，享受大学生活。那不只是伪装，也是……一种补偿。”“补偿？”

    “你19岁，本该上大学的年纪。”林国伟的声音很平静，“在非洲打仗，在法国训练，现在有机会过正常年轻人的生活，哪怕只是表面的——珍惜它。不是为了任务，是为了你自己。”

    齐梓明没有说话。他想起兵团训练时，有一次战术课，教官问他们战争结束后想做什么。当时他说不知道。现在，他有了一个答案：上大学。

    虽然是假的，虽然是任务的一部分。

    “我会的。”他终于说。

    “好。那我们滨海见。小心行事。”

    “你也是。”

    挂断电话，齐梓明继续整理行李。他拿出一张照片——在巴黎休假时拍的，站在埃菲尔铁塔前，穿着普通T恤和牛仔裤，笑得像个普通游客。他把照片放进钱包。

    宋启明应该有这样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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