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

    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

    “1946年9月11日，金陵城发生第一起离奇死亡事件。死者姓张，城南的古玩商人，死因是脏器衰竭。法医的结论是‘原因不明’。第二天，我桌子上的案卷多了一份。第三天又多了一份。到9月20日的时候，死亡人数已经达到七人，城里开始恐慌，报纸上写着各种猜测，瘟疫、毒气、日本人留下的生化武器，甚至有人说是‘地下党的新型暗杀手段’。”

    韦城的眉头皱了起来：“您当时是什么处境？”

    廖志远看着他，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

    “我当时的处境，”他慢慢说，“就像一个人在悬崖边上走钢丝，脚下是深渊，头顶还有人在朝你开枪。”

    会议厅里安静了一瞬。

    廖志远把茶杯放在桌上，双手交叉，靠在椅背上。他的目光越过众人，落在对面墙壁的某个点上，像是在看一件很久以前的事。

    “军统内部，有人在查我。不是怀疑我的身份，是怀疑我‘不够忠诚’。那时候国民党内部已经人心惶惶了，互相猜忌成风。我的科长位置太抢眼，手下的人多，权限大，接触到的机密多，自然有人眼红。有人开始翻我的旧账，查我在抗战时期的行动记录，试图找出‘通共’的证据。”

    他顿了顿。

    “中央南方局那边的线断了三天。不是出事了，是接头的人病了，消息没传过来。我不知道是不是敌人设的圈套，不敢贸然联系。那时候，我有三件事同时要做：第一，查清楚那些离奇死亡事件，防止事态扩大；第二，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不让军统抓住任何把柄；第三，维持金陵城的秩序，不让恐慌演变成政治事件。”

    林石生的手指在笔记本上停了一下，但没有抬头。

    张涛坐直了身体，把本来随意的姿态收了起来。方莹的手微微握紧。杨天龙感觉到自己的心跳慢了一些。4.7秒一次，但比以前更沉、更重。

    廖志远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茶。茶已经凉了，但他似乎没有注意到。

    “第一件案子，我亲自去了现场。那个姓张的古玩商人躺在他自己的床上，脸色发青，像是被什么东西从内部抽干了。他的家人围在床前哭，他的妻子拉着我的袖子，让我‘还她一个公道’。我翻遍了整个房间，什么都没找到。直到快走的时候，我在他书桌抽屉的底层发现了一样东西。”

    他顿了顿。

    “一方端砚。宋代的，成色很好，砚台上刻着一行小字‘丙申年仲春’。他用那块砚台写字写了二十年，砚台的边缘都被磨圆了。我用手摸了一下那块砚台，立刻缩回了手。凉。不是石头的凉，是另一种凉，像是把手伸进了某种流动的东西里，瞬间就透了。”

    吉玛忍不住问：“您当时就意识到是什么了？”

    廖志远摇头：“当时还不知道。但我知道那方砚台有问题。我把它带走了，锁在‘特别事务处理科’的证物柜里。第二天，我在城东的另一个死者家中找到了同样的东西，一方古印，形制也是宋代的。第三天，城西的死者家中有一幅古画。每一处，都有同样的东西。”

    他开始拼凑那些线索。

    “那些死者之间没有任何显性的关联，不是亲戚，不是朋友，不在同一个行业，甚至不住在同一条街上。但他们的屋子里，都有宋、明时期的古玩，且都是私家藏品，从未对外公开过。仿佛每一件古玩都藏着某种只有死者自己知道的秘密。”

    杨天龙问：“您是怎么知道那些古玩和死亡之间的关联的？”

    廖志远看着自己的手，像是在看当年自己手上那些冰凉的触感。

    “第七个死者。一个姓陈的年轻人，他的祖父是抗日烈士。他手里有一方端砚，和第一起案件里那方几乎一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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