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放学回家，太阳在上头一照，头晕眼花，走路摇摇晃晃的。当时的桃园桥是用几十块木板铺起来的，很窄。我走到中间腿肚子直打颤，看到河里的水,心发慌，头皮发麻，吓得蹲了下来。后来与同学们相互搀扶着才敢过桥。过了桥脚步便拖不动了。后来我看到浩然的小说《艳阳天》中有一句：“饿得连自己的影子也拖不动了”，我很佩服浩然的这句话，觉得他了解农村。那时候，我们便是看着自己在太阳下的影子，走不动了，看着，看着，眼就花了。

    到了六月,生产队里收麦,妇女们拿着镰刀，一把一把地往前割，“割麦不回头，回头无后程”，后面是本队的男人,负责往大场挑麦。等大人挑走麦穗后我们便一轰而上，在麦茬里寻找遗留下来的麦穗。这样一天也能拾二、三斤麦穗，回家后磨了煮粥。多年后，我看到米勒的名画“拾穗”，便想起拾麦的日子，引发我对当年的思索。我觉得米勒画得不象，因为他画得太美了，他那融浑的色彩，显得太深沉、太冷静了，特别是妇女很悠闲地弯腰拾穗，太富于诗意。米勒不了解灾荒的岁月，拾麦穗哪有他的画那样美啊！

    杨老师教我们历史，看见他站在讲台上，眼镜差点掉到地上。他自我介绍毕业于新疆广播师范大学，曾经有过女朋友，因为半块月饼和他分手了，真的是莫名其妙！

    杨老师上课只带两本书，一本《历史》课本，一本蓝色封面的《上下五千年》。每堂课先讲一段书中的故事，绘声绘色，妙趣横生，如一堂精彩的单口相声。最后十五分钟才让大家打开历史课本，讲一下课本中的重点，杨老师的历史课成为当年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如在现在，稍作包装，说不定成为名动天下的网红老师。他那套上课不离手的《上下五千年》，我一直想借过来看看，终究是没好意思开口。直到结婚后才看到书柜里有两册熟悉的《上下五千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封面有长城的照片，正是我熟悉的书影。我一直收藏着，作为中学时光的记忆与怀念。

    让我莫名其妙的事情还有很多，一个炎热的下午，我们昏昏沉沉地等待地理老师上课。等来等去，等来的又是他。他好像明白我们的心思，解释说学校里没有地理老师。因为他是教历史的，所以学校就让他代教地理。听了这样的因果关系，我心里悲哀极了。后来他经常因地理应用题被同学们问得抓耳挠腮，这时候全班同学都哄堂大笑，他也笑。

    我们爱他的方式很简单：掐一把野地里的花儿，插进他办公桌的玻璃瓶里；送上自家烙的饼，自家包的粽子，悄悄放在他宿舍门口。他总是笑问：“谁又做好事了？谁？”我们摇头，佯装不知，看向他的，是一张张葵花般的笑脸。

    初三时杨老师改教我们语文。当时我们才十四五岁，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女生有时会悄悄说话，相互递个小纸条；男生会你打我一下，我掐你一下，互相之间斗个嘴。当你以为朱老师正在黑板上奋笔疾书，无暇顾及后面的学生，庆幸自己调皮捣蛋没被朱老师看到的时候。猛抬头，一双严厉而有洞察力的目光就会像剑一样透过前排的同学向你射来。犯了错的孩子们立刻心慌胆怯，急忙低下头老老实实地坐好，一脸崇拜地把目光投向朱老师，听着他忽高忽低、抑扬顿挫地朗读课文：

    “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地飞翔”。

    这是高尔基的散文诗《海燕之歌》，十分感人，而他的面部表情也是丰富多彩，变化不一，读到兴奋处，他眉开眼笑，手舞足蹈。而读到悲愤激动处，他眉眼低垂，语调委婉。就在这一动一静、一松一弛之间，我们深深感受到语文学科的重要性，也深深地喜欢上我们的朱老师。那种爱是纯洁无瑕的，发自内心深处的师生之爱。甚至个别女同学跑到校长那儿，请求把一堂语文课从四十五分钟延长到一个小时。最后还是朱老师打了圆场，＂语文固然重要，可数理化也很重要。哪一项发明创造都离不开理科，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同学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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