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

    王大狗当上队长后，只要听说哪户人家有喜事或丧事依然前去蹭饭！他是队长，他能光顾不叫蹭饭，叫把光！他的称呼再也不是王大狗：大人叫他王队长，小孩子叫他狗爹、狗叔。

    王大狗吃白食出身，他哪里知道何时播种何时收割呀！不过五人领导班子成立后，王大狗经常召集大家开会。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何况五个人！开会前王大狗总是询问大家明天干什么？领导们畅所欲言，基本上观点一致。王大狗最后总结：“你们说得不错，我也是这么想的。”

    经过开会讨论，社员干活釆取记工分的形式，每天最高十分工，最低一分。五位领导人全年满勤，每天都是十分工。男社员干重活，一般都是七、八分；妇女干轻活，一天四、五分；小孩子假期或星期天参加劳动，也可以记一、两分。

    有一点还是人性化的，就是无论有没有工分，有户口就有口粮，人均每天六两。其余的粮食除了上交国家之外，一律与工分挂钩。工分多的多分，少的少分。如果有副业收入，跟粮食一样按工分多少进行分配。

    王大狗当年三十多岁，人模狗样的，又矮又胖，因为蹭饭时吃得不丑，一身横肉像个立着的石碾。平日里横披着上衣，黑肚皮精晃晃地亮着；浑身散发着恶臭，老远就能闻着。裤管儿一边挽得高一边挽得低，走起路来一步三摇，整个儿就是一个痞子，跟要饭时完全两样。要饭时王大狗还有点羞涩，叫他坐哪里就坐哪里，叫他等一会儿就等一会儿，从来不敢跟人发脾气。当上队长之后，王大狗嗓门一下子粗了，就象工地上的项目经理一样。

    那时刚流行广播，家家门口都挂个喇叭，王大狗门口挂的是高音喇叭，一大早，他就接通广播，然后通知社员上工。如果上工的人动作慢了点，他就骂人家八代祖宗。树的皮人的脸，被骂的人低着头不敢喘气；没被骂的人如蒙大赦暗自庆幸。

    也有硬碰硬不信邪的，甩开嗓子与王大狗对骂。村民杨大山有次骂他：“县官不过七品，我看你有十六品，架子比皇帝还大！”杨大山以为数字越大官职越大，十六品肯定比七品大。王大狗理直气壮地说：“我就是十六品，你今天迟到扣三分工！”

    好汉不吃眼前亏，反正斗不赢，不少人也就学乖了，挨了骂赔上个笑脸，也就过去了；更多的人则是曲意巴结。会计张仁就是这样的人，以前王大狗讨饭，他连剩菜都不肯给他；现在王大狗当上队长，又提名他当了会记，于是王大狗说长，张仁说不短；王大狗说方，张仁说不圆；王大狗说公鸡能下蛋，张仁就说亲眼见。张仁深得王大狗信任，他不叫王大狗队长，人前人后总是叫他“头儿”。

    有这么一个笑话：王大狗有天与张仁到田间视察，王大狗惊呼：“蛇！蛇！”张仁道：“听见草响的！听见草响的！”王大狗：“原来是死的。”张仁道：“闻见臭味的，闻见臭味的。”王大狗：“不是蛇，是根草绳。”张仁道：“我也这么想，这儿怎么会有蛇呢？”

    张仁喜欢拍马屁，可是保管员张学义对工作却是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粮食进库、出库他都要过磅记账，稍有损耗他也记在账本旁边，分粮时跟大家讲明。大家都能理解，对他深信不疑。张学义自家分粮也跟其他人家一样，该多少就多少，一点都不会多分。

    1964年，桃园来了一位丁乡长，他到长江边视察，发现长江东连大海，北接小河，离长江最近处的农田与长江几乎没有分界！丁乡长双眉紧锁，背着手对陪同视察的干部们说：

    “我是如皋北方人，以前在外当兵，没见过长江，但我到过黄河！黄河的水面比地平面还高，所以河边都筑有大堤，确保河水不会淹没农田！长江与大海相通，万一海水上涨，江水倒流，桃园公社岂不是成了泽国？老百姓岂不是葬身鱼腹？这些问题你们考虑过没有？”

    “丁乡长杞人忧天爱民如子，真是我们的好领导！” 顾主任急忙奉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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