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沉甸甸坠弯藤蔓，像极了父亲别在胸前的厂徽。当我们全家围坐在漏雨的屋檐下分食冬瓜汤时，母亲突然剧烈咳嗽起来，打翻的汤碗在泥地上漫开褐色的湖，倒映着远处新城开发区的霓虹，像块正在融化的太妃糖。

    高中毕业以后，有人帮我介绍了一位福建姑娘，个头矮矮的，走路还有点跛。

    我和她没什么感情，但也不打不骂她，有她在，就有个家，就有人给弄弄饭、洗洗衣服。

    第二年妻子生了个女儿，我们全家都很高兴。

    二十世纪初，乡里安排派出所民警挨家挨户到娶外省女子的家庭走访了解，凡是想要回家的，乡里安排路费。妻子不知道怎么想的，竟然说她是被别人拐来的，乡里真的给她路费回去了。

    妻子有邻居家电话，她经常和女儿联系，但从来不让我接听。

    女儿长大后去福建找过她，她也很愧疚；但她现在又有了儿子，团聚是不可能的了。

    1995年8月，乡里照顾我到徐州煤矿当矿工。

    我们乡七八个人一起去的。我们穿着矿工服，戴着矿工帽，每天早上和老矿工一起排队领矿灯，然后和煤矿工人坐吊车一起下到几百米深的井下挖煤。挖煤的活儿非常艰苦，低矮的地方得爬着走，井下通风是大帆布的圆筒子，头上的矿灯是黑洞洞的井下唯一的光亮。我们的班长姓石，是南通人，还有一个南通人叫史有劲。我们和工人们相处得非常融洽，劳动虽然艰苦但很快乐，每到一个巷道，我们按照要求挖洞，挖洞时多数要猫着腰甚至跪着，因为井下低矮、狭窄，然后工人放上炸药，我们再躲到远远的安全的地方等候爆炸。爆炸过后，满巷道都弥漫着浓浓的呛人的煤灰，要等好长时间，煤灰大致散去之后，再把炸碎的煤装上铁溜子运走。每次矿工装炸药时，我们等着无聊就开始唱歌。我们喜欢唱二重唱，或者大合唱。我们在煤烟弥漫的井下大声唱歌真是傻得流鼻涕，大口地呼吸井下废气还挺高兴。那个叫史有劲的工人和我们年龄差不多，他听我们唱歌很奇怪：“你们唱歌怎么那么难听，像放焰口似的。”（“放焰口”是死人时唱的歌）我们就叫他唱，他就很原生态地唱：“南通是个好地方，山清水秀桂花香……”

    我们每天乘吊车从几百米深的井下升到地面，相互一看，整个儿都是黑非洲，除了眼白和牙齿白，那叫一个黑，真是“赛过李逵，气死张飞”。可等我们洗完澡再相互一看，那叫一个“帅”，原来都洗干净了，只有双眼皮里的煤灰洗不着，就跟现在纹的眼线似的，个个浓眉大眼，跟上了戏装似的。

    有一天我们在井下干活儿，看到运煤的铁溜子磨得光亮亮的，像滑梯似的，不知道谁说了一句：“我们与其像狗似的爬来爬去，干吗不坐铁溜子滑下去呢？”话音未落，有三个同伴就坐上去了，其中有一个就是史有劲。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到几声惨叫，三个人头朝下就栽下去了。幸亏下面不深，他们惊魂未定，连哭带号：“我的鞋，我的灯！”我们在上面看到他们的惨状，高兴得前仰后合。那时的我们活得可真简单，我们不想从前也不管以后，每天嘻嘻哈哈乐不思蜀。

    在煤矿一干就是三年。用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一句经典台词来形容我们当时的状态再恰当不过：“年轻人，你可真年轻啊！”（意即单纯到傻的地步）。

    后来有一天，史有劲照例坐着升降机和工友下井作业，就在大家都埋头干活的时候，突然，史有劲旁边一处瓦斯发生爆炸，正好正对着史有劲的双眼。当时史有劲就觉得眼睛像被火烧了一样，疼的睁不开。矿上紧急把他送往医院治疗，奈何灼伤太严重，双眼眼球已经受损，无法复明了。出院后，史有劲无法再正常下井了，矿上按规定补偿了一些钱款，便安排工人送他回家了。

    失明如丧半条命，曾经可以看见一切美好景象的眼睛，如今却陷入了一片无尽的黑暗。曾经一片光明的前景，如今也变得暗淡无光、前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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