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房里的静默是种有重量的东西。不是真的安静——墙角医疗泵运行时发出极低频率的嗡鸣，氧气湿化瓶里气泡上升破裂的细微“咕嘟”声，还有病人那缓慢、费力、带着痰音的呼吸，一起构成了一种奇特的背景白噪音。但这声音不让人觉得嘈杂，反而衬得房间更加空旷，更加……静。一种被仔细调节过的、近乎神圣的静。

    顾维安站在病床尾，双手插在白大褂口袋里，微微低头，看着手中的电子病历板。屏幕的光映在他无框眼镜的镜片上，遮住了他的眼神。病床上躺着一位姓陈的老人家，肝癌晚期多发转移，全身蜡黄，腹部因为腹水高高隆起，像怀胎十月。眼睛深陷，瞳孔因为肝功能衰竭已经有些浑浊，但此刻是闭着的，似乎在昏睡。各种颜色的管子从被子下伸出来，连接着泵、监护仪、氧气瓶。

    “血压90/60，心率110，血氧92%。”旁边的护士低声汇报，手里记录着数据，“昨晚后半夜疼醒两次，按需给了5毫克吗啡，能再睡一会儿。早上喝了小半碗米汤，吐了。家属刚才出去接电话了。”

    顾维安点点头，在平板上划动，调整着镇痛泵的背景剂量，又加了一个定时给药的指令。“把背景剂量上调20%，定时给药间隔缩短到四小时一次。如果他醒了还疼，可以再给一次按需剂量，上限提到7.5。”他的声音平稳，清晰，没有任何多余情绪，像在调试一台精密仪器的参数，“营养液流速再调慢一点，加一组止吐的。口腔护理加强，他嘴唇太干了。”

    “好的，顾医生。”

    这就是顾维安的世界。一个被清晰边界框定的、名为“终点”的世界。在这里，死亡不是意外，不是失败，是写在病程记录首页的诊断，是每天查房时都要重新评估的、不断临近的终点线。治愈是奢望，治疗的目标是“舒缓”——舒缓疼痛，舒缓呼吸困难，舒缓对死亡的恐惧。他的武器库是阿片类药物、镇静剂、抗焦虑药，以及一种近乎冷酷的、对痛苦和死亡的深刻理解与接纳。在这里，感情用事是危险的，会干扰判断。他的职责，是陪着这些人，用最专业、最人道的方式，走过生命最后那段最黑暗、最崎岖的路。他相信，在无可挽回的终结面前，保持尊严、减少痛苦，是医学能给予的最后，也是最珍贵的慈悲。

    他最后看了一眼监护仪上那些跳动的数字，对护士点了点头，转身走出病房。走廊里光线柔和，墙壁刷成淡米黄色，试图营造一点暖意，但空气中弥漫的消毒水、药品和某种难以言喻的、属于衰弱身体的气息，让这努力显得有点徒劳。

    “顾医生，”护士站的值班护士叫住他，“3号病房新来的那位林女士，情绪很不稳定，一直在哭，说疼，但又拒绝用镇痛泵，说怕‘上瘾’、‘糊涂’。家属也劝不动。您要不要去看看？”

    顾维安脚步没停，只是转向3号病房。门虚掩着，里面传来压抑的、断断续续的啜泣，和一个年轻男人（大概是儿子）无奈又焦急的劝慰声。他敲了敲门，然后推开。

    病床上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女性，乳腺癌骨转移，疼得整个人蜷缩着，脸上全是泪水和汗水，头发黏在额角。看到医生进来，她像是抓住救命稻草，又像是更害怕，哭声猛地大了些：“医生……我疼……背，骨头里……像有锥子在钻……可是我不要打那个吗啡，我不要……打了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糊里糊涂地死……我不要……”

    她儿子红着眼圈站在床边，束手无策。

    顾维安走到床边，没有立刻说话，只是先看了看床头挂着的镇痛泵——确实没开。他拿起听诊器，做了几个简单的检查，动作轻柔。然后，他拉过一把椅子，在床边坐下，视线与病人平齐。

    “林阿姨，”他开口，声音不高，但很稳，带着一种奇特的安抚力量，“我知道您很疼。骨转移的疼，是癌痛里最厉害的几种之一，像您说的，锥子钻骨头，一点没错。”

    病人似乎没想到医生会这样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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