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长是苏联院士伊万诺夫，但副所长，财务主管，设备采购主管全是九黎人。

    政变消息传来当天，副所长张明哲召集所有苏方科研人员：

    “同志们，莫斯科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了，研究所的经费一直来自九黎，不会受影响。但我必须告诉大家一个消息……”

    他播放了一段录音，克格勃驻阿拉木图负责人的电话截获：“一旦政局稳定，所有与外国合作项目都要重新审查，相关人员必须接受忠诚调查。”

    实验室一片死寂。

    “现在，我有一个提议。”张明哲说，“研究所在西贡设有分部，愿意继续研究的同事，可以短期交流名义前往，为期一年。”

    “期间薪资以美元支付，是现在的三倍。”

    “家属可同行，同时，我们还可以安排子女入学，并给各位提供匹配身份的住房。”

    “如果，我们不回来呢？”一位年轻研究员低声问。

    张明哲微笑：“那将是你们的自由选择。”

    “九黎永远欢迎真正热爱科学的人。”

    当天，研究所47名苏方科研人员中，38人签署了“交流协议”。

    他们不知道的是，所谓的西贡分部根本不存在，他们去的就是九黎本土。

    渠道二：远东的“技术转化中心”。

    海参崴，“太平洋技术转化中心”。

    这个中心表面上是将苏联军用技术民用化的合资企业，实则是九黎获取军事技术的渠道。

    更有价值的是：它常年雇佣约200名退休或转业的苏联军工专家作为“顾问”。

    政变次日，中心主任召集所有顾问：

    “莫斯科的银行系统瘫痪了。”

    “你们的退休金，顾问费，未来几个月可能都无法支付。”

    老专家们骚动，他们中很多人全靠这份额外收入维持生计。

    “九黎总部决定，”主任宣布，“所有顾问的合同转为九黎直接雇佣。”

    “薪资以美元现金支付，立即生效。”

    “但有一个条件……”

    “工作需要前往九黎境内的新研发基地。”

    “我们提供：全家搬迁费用，永久性住房，全套子女教育，免费医疗。”

    “以及,继续研究你们真正感兴趣的课题，而不是被官僚体系浪费余生。”

    一位曾参与“台风级”核潜艇设计的退休总工程师颤抖着问：

    “我的研究涉及国家机密……”

    “在九黎，”主任平静回答，“那将只是历史技术档案。”

    “我们关心的不是用它造潜艇，而是其中的流体力学算法，材料科学数据，系统工程思想，这些才是真正的科学，超越国界。”

    当天，132名退休专家签署新合同。

    他们带走的不仅是知识，还有私人保存的设计图纸，实验笔记，失败教训记录，这些在官方档案中永远不会记载的“隐性知识”。

    渠道三：乌克兰的“学术休假计划”。

    基辅，乌克兰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这里的科学家面临双重困境：莫斯科的混乱，加上乌克兰即将独立的未知。

    九黎的接触方式更精致：

    第一步：紧急援助。

    政变次日，九黎驻基辅的“科学文化交流处”立刻向研究所提供了10吨食品，3台柴油发电机，外加一批急需的实验试剂。

    “这些是纯粹的人道援助，不求回报。”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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