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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达姆听懂了这个暗示。
伊拉克的化学武器项目进展缓慢,缺少关键技术和原料。
“美国人能提供什么保证?”萨达姆直截了当。
“情报支持,伊朗军队的部署,指挥系统漏洞,关键设施位置。”
“如果开战,美国会确保联合国安理会迟迟无法通过实质性制裁。”
“如果战局不利,不排除志愿航空队的可能性,就像九黎在戈兰高地做的那样,但这次帮你。”
萨达姆眼中闪过贪婪的光芒。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沙漠尽头:“伊朗人正在阿拉伯河上修建新的军事哨所。”
“他们支持我国北部的库尔德叛军。”
“他们在波斯湾的岛屿上部署导弹,威胁我们的石油出口……”
他转身,脸上露出狰狞的笑:“是时候算总账了。”
1975年8月至1976年12月,一系列事件沿着隐秘的轨道发生:
中情局通过土耳其和约旦的渠道,向伊拉克军事情报局提供了“伊朗军事部署全图”。
这份400页的文件,详细标注了伊朗军队的指挥中心,雷达站,导弹阵地,空军基地,甚至高级军官的住址。
最关键的是,文件指出伊朗军队存在“严重的派系斗争”,革命卫队与旧军队互不信任,指挥体系混乱。
同时,欧洲的军火商们也突然活跃起来。
法国达索公司向伊拉克出售了120架幻影F1战斗机,附带特殊弹药投放系统培训。
巴西军工企业向伊拉克出口了可以改装为化学武器运载工具的火箭炮系统。
美国则以农业设备为名,通过科威特转运了一批可用于化学武器生产的双用途化工设备。
1976年4月起,伊拉克军队在阿拉伯河边境的巡逻时,“意外”越过界河次数增加了五倍。
6月,一架伊拉克侦察机“误入”伊朗领空,被击落。
7月,伊拉克支持的阿拉伯河解放阵线,在伊朗胡齐斯坦省制造多起爆炸。
伦敦和巴黎的智库突然发布一系列报告,称“伊朗正在谋求波斯湾霸权”,“霍梅尼政权输出革命威胁地区稳定”,“伊朗秘密研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这些报告的结论惊人一致:伊拉克是“维护地区平衡的稳定力量”。
在德黑兰,革命卫队总司令拉夫桑贾尼将边境冲突的报告摔在桌上:“萨达姆这条美国人的走狗!”
“他以为有了新玩具就能吓倒我们?”
国防部长相对谨慎:“我们的主力部队还在西部防备以色列,本土边境的部署可能不够。”
“而且军队重组还没完成,革命卫队和正规军的协调……”
“真主会保佑我们!”拉夫桑贾尼打断他,“波斯人什么时候怕过阿拉伯人?”
“更何况我们有九黎的朋友。”
确实,九黎驻伊朗军事顾问团团长曾发出警告:“伊拉克的军事集结异常迅速,背后有大国支持。”
“建议采取防御姿态,优先巩固防线,避免边境冲突升级。”
但这份警告被革命卫队的狂热情绪淹没了。
霍梅尼公开宣称:“如果萨达姆敢侵犯真主的土地,我们将把战火烧到巴格达。”
在遥远的西贡,龙怀安看着情报总局送来的中东局势简报,眉头紧锁。
“伊拉克的军事现代化速度不正常,”他对周海平说,“背后一定有推手。”
“美国人想干什么?”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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