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问这么细：“大概……五分钟一轮，每轮四到六发，落点在向河边延伸，刚才最近的一发离咱们不到三百米。”

    我快速扫视地形。皮尤河在这里宽约八十米，水流较缓，但渡口条件很差。我们所在的西岸地势略高，东岸是茂密的丛林。浮桥只搭了不到三分之一，几艘木船系在岸边。

    原主的记忆开始浮现：工兵团奉命在同古外围构建渡河点，保障200师主力可能的机动通道。但我们来得太晚，日军第55师团已经逼近同古外围，师长戴安澜命令各部收缩防线，我们团接到撤退命令时，浮桥工程已经启动。

    然后就是炮击。

    然后原主——那个二十八岁的王益烁——被一发近失弹震晕了。

    然后我来了。

    “传令。”我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第一，浮桥作业立即停止，所有工程器材能带走的带走，带不走的就地隐蔽或破坏。第二，各连以排为单位交替掩护，向西往同古城方向撤退，注意防炮队形。第三，让侦察班别往回走了，直接向东北方向纵深侦察，重点是日军步兵是否已经前出至河岸，我要知道他们离我们还有多远。”

    士兵瞪大眼睛：“参谋长，咱们……不守了？”

    “守个屁。”我啐了一口嘴里的泥土，“浮桥没搭完，对岸没阵地，留在这儿等鬼子过来包饺子？执行命令！”

    “是！”士兵转身就跑，土黄色背影在硝烟中时隐时现。

    我蹲回浅壕，闭上眼睛深呼吸。心脏在胸腔里狂跳，手掌在微微发抖——这是肾上腺素和理智在打架。但我没时间崩溃。

    民国三十一年。缅甸。远征军。

    我熟悉这段历史。太熟悉了。200师孤军守同古，血战十二天，最后弹尽粮绝突围。这是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最惨烈的战役之一。

    而现在，我是这场战役里一个工兵团的中校参谋长。

    炮击又一轮开始了。这次落点更近，冲击波掀起的泥沙劈头盖脸砸下来。我伏低身体，耳朵里嗡嗡作响，但脑子却在飞速运转。

    工兵团。直属军部。中校参谋长。

    原主的记忆碎片还在不断浮现：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工兵科第十四期，毕业后在工兵学校任教两年，1939年调入新编第五军，去年随军入缅。性格……有点书生气，做事认真但缺乏战场决断，所以二十八岁还是个中校参谋长，没当上主官。

    团里的兵私下叫他“王秀才”。

    去他妈的秀才。

    我抓起掉在身边的望远镜——德制6×30，保养得不错。探出头往对岸观察。丛林边缘有鸟群惊飞，但没看到日军步兵运动的迹象。炮击应该是远程火力试探，或者是在为步兵进攻做准备。

    “参谋长！”又一个身影猫着腰跑过来，是个少尉，脸上有道新鲜的擦伤，“团长问，为什么突然下令撤退？师部命令是‘相机撤离’，没说现在就撤！”

    我转过头看他：“鬼子炮弹都砸到脑袋上了，还‘相机个毛线啊’？再等下去，鬼子步兵压到河边，咱们一个工兵团拿什么守渡口？”

    少尉噎住了。

    “团长在哪儿？”

    “在后面高地。”

    “带路。”

    我抓起地上的手枪——一把勃朗宁M1910，检查弹匣，七发子弹，满的。又摸到原主的公文包，皮质的，里面有几张地图和文件。我把包挎上，跟着少尉沿交通壕往后跑。

    一边跑，一边感受这具身体。二十八岁，比我原来年轻六岁，体格偏瘦但还算结实，长期野外作业的工兵，耐力应该不错。就是眼镜……操，这身体近视，大概三百度，现在眼镜不知道飞哪儿去了，看远处有点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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