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家博物馆馆长林孝胜，南洋理工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李焯然，还有一位新加坡电影发展局的筹备负责人，姓陈。

    李光耀坐在长桌一端，没怎么说话，只是专注地听。

    林孝胜先开口：“赵先生，《故土之心》在我们博物馆，放映了十四个月，累计观影人次破十二万。这个数字，仅次于建国档案。”

    赵鑫点点头。

    李焯然接着说：“南洋理工大学今年开了一门新课，叫‘华语电影与离散叙事’。教材里用了您五部电影。《民国时期的爱情》、《橄榄树》、《槟城空屋》、《船票》、《故土之心》。”

    他顿了顿，“学生最常问的一个问题是：这些人，后来都回家了吗？”

    赵鑫没回答。

    李光耀忽然开了口问，“你怎么答的？”

    李焯然说：“我答，有的人回了，有的人没回。但回不回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有没有在等。”

    李光耀点点头。

    他把面前的茶杯，往前推了推。

    “赵先生，我上次问你，从被踢出家门的孩子，到给自己建一个新家的人，这条路要走多久。你当时没答。”

    赵鑫看着他。

    李光耀说：“现在我大概知道了。不是多久的问题。是那个‘家’是什么的问题。”

    他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份文件，放在桌上。

    是一份报纸的复印件。

    《联合早报》文化版，头条标题：“《家庙》台北首映，新加坡观众跨海观影”。

    报道里说，有三百多个新加坡人，专程飞去台北看《家庙》。

    他们包了四架飞机，在真善美戏院门口，排了三个小时队。

    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个五十多岁的华人。

    他说：“我阿公是福建永春人，他走的时候我才六岁。我不记得他的脸，只记得他每天早上起来会站在门口朝北边看，看了很久。我不知道他在看什么。看完电影我才知道我阿公看的是什么。”

    李光耀把报纸推到赵鑫面前。

    “赵先生，这个人在看什么？”

    赵鑫看着那行字，沉默了一会儿，“看他的来处。”

    李光耀点点头。

    随后他站起来，走到窗前。

    背对着赵鑫，他说了一句话。

    “我弟弟一九五零年死的时候，我在英国。电报到了三天我才知道。这三天里，我不知道他在缅甸的什么地方，不知道他死的时候疼不疼，不知道他有没有留话给我。”

    他转过身。

    “赵先生，这就是我为什么支持你拍电影的原因。你拍的不是电影，是那些来不及说的话。”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台北左营眷村，周大山蹲在水泥庙门口，手里拿着一个本子。

    本子是阿明昨天送来的，封面上写着三个字：家谱簿。

    他翻开第一页，上面是阿明工工整整的笔迹：

    “曾祖母，山东即墨人，生于一八九五年，卒于一九七五年。丈夫早逝，独子周大山一九四九年赴台，从此未归。她在老家等了二十六年，等到闭眼那天。”

    下面空着一行，写着：她的名字：

    周大山看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他想了整整一夜。

    他娘叫什么？

    他小时候叫她娘，长大了叫娘，老了还是叫娘。

    却从没想过，她除了“娘”之外，还应该有一个自己的名字。

    但他不知道。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