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点是电影宫二楼的小放映厅，窗户正对运河。

    贡多拉船夫的吆喝声，从水面飘进来。

    每隔几分钟，就被摩托艇的马达声盖过。

    十二位评审，围坐在长桌两侧。

    主席埃托雷·斯科拉坐在长桌一端，面前摊着一本密密麻麻的笔记。

    他是1974年戛纳最佳导演，《我们如此相爱》至今仍是意大利影迷，每年必重温的经典。

    片中有句台词，被无数次引用。

    “我们以为自己是在反抗历史，其实我们只是在历史里游泳，偶尔抬头换一口气。”

    此刻他低着头，用指甲划着笔记本扉页。

    那是他的习惯，每次遇见真正难以裁决的片子，他就在纸上画圈。

    一圈。

    两圈。

    三圈。

    已经画满了小半页。

    法国评委雅克·里维特首先发言。

    他是新浪潮硕果仅存的大将之一，1961年以《巴黎属于我们》出道。

    此后二十年，拍了十四部长片。

    每一部都在探索同一个命题：

    电影究竟有多少种可能。

    “这不是电影。”

    里维特把眼镜摘下，用麂皮擦拭。

    “电影是叙事艺术。这部片子只有动物本能和人类回忆的交叉剪辑，没有情节，没有人物，连一句解说词都没有。观众如何理解导演意图？难道我们评审也要靠猜？”

    德国评委彼得·汉特克，把圆珠笔往桌上一搁。

    他是1973年毕希纳奖得主，编剧出身。

    1966年以《骂观众》，震撼德语文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