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下旬，江夏、汉阳两县的赋税徵收工作顺利完成。

    武昌府知府郭崑焘、汉阳府知府王大雷，江夏、汉阳两县主要的地方官，连同廉察司、审计司的官吏来到北王府大殿向彭刚汇报了江夏、汉阳两县的赋税徵收情况。

    或许是江夏、汉阳两县就在眼皮子底下，盯得紧的缘故。

    抑或许是江夏、汉阳两县的官吏经过精挑细选，道德素质较高，也可能是江夏、汉阳两县广西、湖南的老军属多的原因。

    江夏、汉阳两县徵收赋税过程中，并未发生贪墨事件，至少廉察司、审计司、圣库三方都没有发现有贪墨之事发生。

    彭刚沿用的是清朝的赋税制度，只是在其基础上略微进行改进，以复式记帐法取代了从唐宋沿用至清的四柱清册法（单式记帐法），并设立了独立的审计部门，专司审计。

    毕竟眼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未发生变革，彭刚不可能，也没必要推倒原来的赋税制度，建立一套新的赋税体制。

    沿用传统的赋税制度是最为现实，也是最高效的选择。

    清代的赋税主体是田赋（土地税）和丁银（人头税）。

    在雍正朝推行摊丁入亩政策之後，全国的丁银基本上都摊入了田赋中，合并徵收，称之为「地丁银」。这是地方政府上缴中央的主要税收。

    除了地丁银之外，还有一系列附加税和杂税。

    主要为在徵收银两时，以弥补熔铸损耗为名加征的附加税，名曰耗羡归公。

    耗羡名义上为正税的10%~15%。

    当然，这只是名义上的，清廷火耗归公，地方官的养廉银大部分来源於耗羡，故於耗羡部分征的特别狠，常实征20%50%。毕竟养廉银是他们的合法收入。

    火耗归公与养廉银制度也是在雍正正式推行并制度化的。

    耗羡部分北殿是以正税10%的比例进行徵收的，算是真正的善政。

    成色不一的散碎银两不仅不利於赋税的徵收，也不利於商贸，其中的操作空间也很大。

    耗羡这一附加税彭刚打算在采购的铸币机到货，成立铸币厂後，铸造发行贵金属铸币，进而逐步取消耗羡。

    另一个很重要的附加税便是漕粮了。

    湖北是重要的漕粮省份，需要向京师运送粮食。这部分税收以实物（米、

    麦）为主，有时也会折成银两徵收，称为漕折。

    原来的漕粮（漕折）彭刚是以军粮的名义进行徵收。

    最後便是商税、牙税、当税、契税之类的杂税了。

    这一部分，汉口、武昌、汉阳三城由汉口税务局专门负责徵收，其他地方由地方官府负责徵收。

    其中缘由自然是三镇四关商贸发达，商贸之利丰厚，尤其是汉口。

    值得彭刚单独设立一个独立的税务部门，将武汉三镇的商税牢牢攥在自己中央手里。

    听说最近九江的商贸也发展得不错，彭刚正准备在九江也设立税务局，专门负责徵收九江的杂税。

    根据呈递上来的帐册，江夏县最终徵收上来的地丁正银、耗羡、杂税合计为五万六千七百六十二两八钱白银（含军折），军粮正米一万四千五百八十二石。

    汉阳县最终徵收上来的地丁正银、耗羡、杂税合计为七万五千八百七十二两八钱白银（含军折），军粮正米一万九千五百八十二石。

    彭刚身侧的彭毅看到这个数字，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江夏，汉阳两县虽是湖北数一数二的富县，可咱们收上来的地丁、耗羡、杂税已经是清廷道光年间时的两倍之多，还没有积欠，两县老百姓的负担会不会太重了？」

    「回国宗，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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