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留下的反向追踪线索和“文明之心”强大的网络行为分析能力,赵海川团队成功锁定了“普罗米修斯”集团位于格陵兰的秘密数据中心的一个关键物理接入节点,以及与之关联的数个位于第三国的跳板服务器。在获得国际刑警组织有限合作(基于经济犯罪和商业间谍嫌疑)的情况下,一次精准的跨国网络反制与实体取证行动悄然展开。
行动不仅截获了大量“普罗米修斯”非法扫描他国太空资产、窃取商业机密的证据,更在其内部通讯的残片中,发现了一条惊人指令:要求其火星轨道上的“普罗米修斯-3”飞船,在“特定时机”(推测为华夏“叩门”实验期间),尝试向“望舒谷”区域发射大功率、特定编码的雷达脉冲,美其名曰“进行独立的信号验证实验”,实则极可能企图干扰华夏实验,或窃取更原始的岩壁响应数据。
“他们想搭便车,甚至搞破坏。”赵海川冷笑着将情报同步给火星和“璇玑”中心,“可惜,他们的‘时机’掌握得不够好。”
就在“普罗米修斯-3”飞船刚刚调整姿态,准备发射脉冲的前一刻,飞船的主控电脑突然接收到一连串来自“国际空间碎片协调委员会”的紧急预警,显示其预定发射方向轨道上“突然出现”多个高速度、不可追踪的微小目标(实则为“文明之心”协同己方太空监视网络生成的电子诱饵),强行发射“极可能导致灾难性碰撞”。飞船的自动化安全系统被触发,强行中止了发射程序,待到人工复核澄清误报,华夏的“叩门”实验核心阶段已安全结束。
“一次漂亮的电子格挡。”赵海川评价道。虽然没有直接摧毁对手,但有效阻止了其干扰企图,并暴露了其急切和不择手段的姿态,为后续外交和法律斗争积累了筹码。
然而,伊芙琳夫人网络主导的舆论迷雾却越发浓重。她那套将火星遗迹与《山海经》神话强行嫁接的叙事,竟然吸引了一批颇有影响力的新时代灵性团体、部分寻求刺激的富豪,以及一些对主流科学持怀疑态度的边缘学者。他们开始在各种论坛和媒体上鼓噪,要求“开放遗迹研究”、“人类共有遗产不应由单一国家垄断”,甚至有人发起众筹,宣称要资助“独立科学验证之旅”。
这股暗流与“普罗米修斯”的硬性技术窥探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一股试图模糊焦点、争夺解释权、甚至染指遗迹本身的混杂力量。
【历史闪回线】
元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元大都(今北京),太史院。
新落成的司天台巍峨壮观,其上天文仪器之精、规模之大,为历代之最。主持其事的,是时任太史令(后改称知太史院事)的郭守敬。这位集天文、历法、水利、机械制造才华于一身的科学巨人,此刻正站在新制成的“简仪”前,向忽必烈皇帝派来的重臣,阐述着他宏大的“四海测验”计划。
“陛下统一寰宇,疆域之广,亘古未有。”郭守敬指着身后一幅巨大的、标注了星宿和地名的大幅绢图,“然欲制历明时,授民以则,非遍测四方之晷影、验北极出地之高下不可。昔唐一行禅师曾测南北十三处,今我朝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胜唐远矣。故臣请设监候官一十四员,分道而出,东至高丽,西极滇池,南逾朱崖,北尽铁勒,凡二十七所,进行四海测验。”
他详细解释着计划:在全国乃至藩属的二十七个观测点,使用统一改进的圭表、浑仪、简仪等仪器,在夏至、冬至、春分、秋分及昼夜时刻,精确测量日影长度、昼夜时刻、以及各地北极星的高度(即纬度)。特别重要的是,他改进了传统的八尺圭表,创制了高达四丈的“高表”,并配备了名为“景符”的精密附件,使日影测量精度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能够分辨出“寸”以下的“分”和“厘”。
“测量北极出地高度,可知南北相距之里差;测量日影长短,可定太阳运行之盈缩;测量各地昼夜时刻,可校漏刻之缓急。”郭守敬目光灼灼-->>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