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但这篇东西,无疑加速了他们的决策。他们内部肯定做过评估,知道如果我们对他们的核心藏品也做一次公开的‘图谱’分析,会面临多大的道义和舆论风险。与其被动等待那可能致命的一刀,不如主动交出一部分,换取合作姿态,并试图影响‘图谱’技术的应用方向和解释框架。”
陈思源沉吟:“所以,大英博物馆那些邮件……”
“试探,也是施压。”赵海川的声音再次插入,他显然也在同步关注着各方动态,“他们想了解这项技术的边界,想知道我们下一步对准谁。更重要的是,他们背后那些法律顾问和公关团队,恐怕已经在连夜研究,如何从‘技术可信度’、‘数据隐私’、‘商业机密’甚至‘文化工具化’等角度,构建防御乃至反击的叙事。伦敦那边,高等法院的听证会虽然驳回了他们‘不予受理’的动议,但主审法官明显倾向于将案件复杂化、长期化。‘基因图谱’此刻公布,既是为法律战提供新的弹药,也必然引来更凶猛的火力。”
就在这时,指挥中心的主系统发出轻微的提示音。一封来自“文明之心”核心分析模块的加急简报,被推送到了陈思源和林薇的私人终端。
简报标题简洁却令人心头一紧:《“神话映射”坐标区异常活动升级及关联性分析请求》。
两人快速交换了一下眼神,起身走向隔壁的保密分析室。
【历史闪回线】
公元1909年春,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库房深处。
斯坦因从敦煌运回的第二批写本和文物,经历了漫长的海运和初步消毒处理,终于被搬进了这座当时世界上设备最先进的博物馆库房。库房高大阴冷,一排排厚重的橡木柜子几乎顶到天花板,空气里弥漫着防虫药水和旧皮革的气味。
负责接收和初步整理的,是博物馆助理管理员,一位名叫弗雷德里克·威廉·托马斯的年轻学者。他戴着白手套,小心翼翼地打开一个标记着“敦煌-织物类”的木箱。里面是用棉纸隔开、层层叠放的佛教绢画、刺绣和残破的经幡。色彩依旧鲜艳,但织物本身已极度脆弱。
托马斯轻轻取出一幅不大的绢画,画面是千手千眼观音像,线条流畅,设色富丽,尽管边缘有破损和污渍,仍能感受到其精湛的画工和浓郁的唐代风格。他将其平铺在铺着软毡的工作台上,借助放大镜仔细查看。
“不可思议的保存状态……考虑到它们在那个山洞里待了将近一千年。”托马斯低声对旁边的助手说,“斯坦因博士真是立下了不朽功勋。这些东西如果留在原地,恐怕早已被潮湿、虫蛀或者当地人的无知彻底毁掉了。”
助手点头附和,忙着在登记册上记录:“物品编号:1910,0520,0.79。描述:绢本设色佛教绘画,主题为观音,唐代风格。来源: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爵士第二次中亚探险所得,出自中国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现状:轻微破损,色彩稳定。”
托马斯的指尖悬在绢画上方,没有触碰。他的目光被画面下方一行不起眼的、墨色较淡的汉字题记吸引。他认得一些基础汉字,但这行字似乎不是标准的佛经内容或供养人题记。他皱起眉头,示意助手:“把这个拍下来,最好能做个拓片。去找霍林奈博士,看看他能不能解读一下。或许是什么地方寺庙的标记,或者……别的什么。”
他隐约觉得,这行字可能透露更多关于这幅画乃至那批文物的原始信息。但在当时大英博物馆的主流认知里,这些来自东方的文物,首要价值在于其艺术和宗教史意义,在于它们能为西方构建的“东方学”和“佛教艺术史”提供新的实物证据。至于每一件物品具体是如何从原持有者那里转移到斯坦因手中,其流转过程是否完全符合当时的(以及后世认可的)伦理与法律标准,并不是他们优先关心的问题。斯坦因提供的探险报告和购买记录(那寥寥几笔关于支付给王道士银元的记载),已经被-->>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