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爱来小说网

第五卷:断剑重铸 第十一章:薪火渡海(3/4)

了这些脆弱的千年遗珍。

    他是北平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派出的交换馆员,实际肩负着更为艰巨的使命:尽可能多地抄录、研究流散在英、法、德等国的敦煌文献,为劫后余生的中国学术界抢救回一些原始资料。

    他面前的这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唐代写本,笔力遒劲,墨色如漆,纸张虽然泛黄,却保存得相对完好。但向达知道,这卷经,以及这间阅览室里成千上万类似的卷子,本应躺在祖国西北的敦煌石室里。它们是被斯坦因、伯希和等人以“研究”为名,用近乎掠夺的方式运到这里的。

    每触摸一次这些冰凉而珍贵的纸页,向达心中就交织着复杂的情绪:有对古人书法艺术和佛学智慧的赞叹,有对文献得以保存的庆幸,但更多的是锥心刺骨的痛惜与屈辱。这些中华文明的瑰宝,如今却要中国学者远渡重洋,在别人的图书馆里,受着种种限制(如不准拍照、抄录时间严格、部分精品不轻易示人),才能看到自己祖先的遗产。

    他用蝇头小楷,在特制的薄纸上,一丝不苟地摹写着经文,同时记录下卷子的编号、尺寸、纸张特征、题记、乃至每一个朱笔批点和印章。这不仅是抄录内容,更是为这些流散的“游子”建立一份尽可能详细的“身份档案”。他知道,国内如陈寅恪、陈垣等先生,正望眼欲穿地等待这些抄本和记录,以推进被中断的敦煌学研究。

    手指冻得有些僵硬,他呵了口气,继续工作。旁边的座位上,还有几位来自日本或欧洲的学者,也在埋头研究。有时,他会听到他们用外语讨论着某些写本的内容,语气中充满学术发现的兴奋,却很少提及这些文献来自何处、如何而来。那种将东方文明遗产视为“世界学术公器”而淡化其掠夺原罪的姿态,让向达感到一种无声的压抑。

    休息时,他走到窗前,望着巴黎灰蒙蒙的天空和湿漉漉的街道。他想起了西北的戈壁、敦煌的狂风、以及那些空空如也的石室。他想起了出发前,馆长袁同礼先生的嘱托:“此次西行,不为镀金,不为虚名。乃是为我中华文明,索回一部分被夺走的记忆。片纸只字,皆关国魂,务必尽心。”

    他摸了摸内衣口袋里一张小小的、已经磨损的照片,那是他与妻子和幼子的合影。为了这项清苦而艰巨的任务,他离家万里,一别数载。对家人的思念,对国运的忧愤,对学术的责任,重重压在他肩上。但他眼神中的火光未曾熄灭。他知道,自己此刻的每一笔抄录,都是在为积贫积弱的祖国,艰难地挽回一点点文明话语权;是在为未来的学者,铺就一点点研究的基石。

    他回到座位,重新铺开纸张。灯光下,他清癯的身影投射在古老的墙壁上,与那些来自敦煌的幢幢经卷影子交织在一起,仿佛在进行一场无声的对话,一场跨越时空与国界的文明招魂。

    类似的情景,也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柏林的国立图书馆、圣彼得堡的东方研究所上演着。陈寅恪、胡适、刘半农、王重民……一批批中国学者,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至二战前后,相继奔赴海外,以惊人的毅力、在极其有限的经费和艰苦的条件下,开始了这场悲壮而伟大的“学术长征”。他们有的侧重抄录,有的侧重编目,有的侧重研究。他们的成果,或以论文发表,或以抄本形式寄回国内,或整理成目录提要,成为后来中国敦煌学、西夏学、中外关系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础。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文化抢救战。他们用最原始的方式——手抄、心记、笔述——对抗着文明遗产被物理割裂带来的学术困境。他们是真正的“盗火者”,从被掠走的文明火堆中,小心翼翼地取回一颗颗火星,期望能在故土重新点燃燎原之势。

    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各自领域的泰斗,但那段海外“寻宝”、在异国图书馆里度过的青灯黄卷的岁月,无疑在他们生命中刻下了最深的印记。那是个人学术生涯的奠基,更是一个民族在文明记忆被掠夺后,不屈不挠地进行精神“自救”与“重建”的-->>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