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抬起头：“这是什么条款？这是非法的！”

    “不非法。因为我没有被迫的证明。合同是我签的字，白纸黑字，每一页右下角都有我的签名。我当时坐在顾氏法务部的会议室里，面前摆着两样东西——左边是合同，右边是医院的催款单。”他把右手摊开，掌心朝上，“我选了左边。不是因为我觉得左边更对，是因为右边那条路走不通。”

    林微言看着他的掌心。那只手干干净净的，没有抓任何东西。但五年前这只手抓住了一样东西，抓得太紧了，指节都攥白了，攥到骨头缝里去了。他抓住的是他父亲的命。

    窗外有孩子跑过石板路，脚步声啪啪啪地响过去，踩碎了积水里的那团光斑。光斑碎了又聚拢，聚拢了又碎，反反复复的，像一个人不断地把心掏出来，被人踩一脚，又捡起来擦一擦，再放回胸腔里。

    “手术成功之后，我爸醒过来第一句话是——‘砚舟，爸对不住你。’”沈砚舟从西装内袋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就是林微言在潘家园见过的那一个。他打开封口，抽出那份病历的复印件，翻到最后一页，指着沈父写的那行字。“他刚做完手术，麻药还没完全退，手抖得握不住笔。这句话写了三遍，前两遍都写歪了。护士跟我说，他写完之后把病历压在枕头底下，每天拿出来看一遍。不是看病历，是看他自己写的那行字。”

    林微言低下头，用力眨了两下眼睛。眼眶里没有泪，是干涩的，干涩得像被风吹了一整天的旧书页，边缘已经开始发脆，再翻一页可能就会碎。但她在心里告诉自己——这本书不能碎，至少这一页不能碎。碎了她就没法往下读了。

    “后来呢？”她问。

    “后来我在顾氏待了五年。头两年最难过，做的案子都不是我想做的，见的人都是我不想见的。律所的同事在背后说我靠顾氏上位，说我是顾家的乘龙快婿，说我吃软饭。我一个字都没解释。”沈砚舟把病历折好放回信封里，动作很慢，慢到每一个折叠的步骤都像在完成某种仪式。“因为解释不了。我确实靠顾氏，确实签了不平等条约，确实在他们的体系里活下来。唯一不同的是——我不是为了我自己。”

    他把信封放回口袋，然后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放在茶几上。

    是那颗袖扣。磨得花了的旧袖扣，五年前林微言在地摊上二十五块钱买的一对，他留了一颗，她当年把另一颗塞进纸箱还给了他，但他又从纸箱里翻出来，两颗一起收着。现在他把其中一颗放在茶几正中间，和林微言隔着不到一臂的距离。

    “五年期满那天，我去顾晓曼办公室递了辞职信。她当着我的面把合同撕了，说了一句——‘沈砚舟，你是我见过最轴的人，但也是我最尊重的合作伙伴。’”沈砚舟把袖扣往林微言的方向推了一寸，“然后我订了回国的机票。飞机落地的时候是傍晚，机场的摆渡车开了十五分钟，我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知道书脊巷的雨停了没有。”

    林微言把袖扣拿起来，放在手心里。袖扣很轻，轻得几乎没有重量。但她的手在微微发抖——不是手抖，是袖扣压着的地方，脉搏在跳，一下一下的，顶着她手心的皮肤。她忽然想起来，师傅当年教她修复手艺的时候，教过一个技巧——修复古画的时候，如果画面有折痕，不能直接熨，要先用湿毛巾闷软了，再一点一点地展开。人心也一样。冷了太久的心，不能直接用火烤，要用潮气慢慢地润。润透了，那些被折叠起来的伤痕才会自己舒展开。

    “沈砚舟，”她把袖扣攥在手心里，攥得紧紧的，攥到骨节发白，“你下次再遇到这种事，不许一个人扛。”

    沈砚舟看着她攥紧的拳头，眼睛里的红血丝在阳光下显得更深了一些。

    “不会再有了。那五年我把这辈子该扛的不该扛的全扛完了。”他伸出手，手掌覆在她攥紧的拳头上，没有掰开她的手指，只是轻轻地覆在那里，像盖一层宣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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