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尘灰被他的指尖带出一道浅浅的痕。

    “陈叔怎么还不回来。”林微言站起来，走到书架前，背对着他。

    “他说去买烟，可能顺路买点东西。”沈砚舟答。

    “他抽什么烟？”

    “红塔山。还是软包的那种。”沈砚舟顿了顿，“你走那年，陈叔开始抽这个牌子的。换过一次硬盒，又换回来了，说软包的才够劲。”

    又是一阵安静。唱机里的唱片转到了头，唱针在空白的沟槽上沙沙地刮着，没有人去换面。窗外的路灯闪了一下，又亮了。

    林微言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她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奇怪的状态：既希望陈叔快点回来，打破这种令人窒息的安静；又隐约觉得，如果陈叔现在推门进来，她会有一点遗憾。这种感觉让她警惕。她警惕的不是沈砚舟，是她自己。

    “微言。”他忽然叫她的名字。不是林小姐，不是林微言，是微言。五年来第一次这么叫。

    她没回头，手指停在书脊上，指尖微微发白。

    “嗯。”

    “我有样东西，想给你看看。”

    她转过身。沈砚舟从西装内袋里掏出一个东西，握在手心里。他的手握得很紧，像是怕那东西会自己跑掉，又像是怕她一看到就会转身离开。

    然后他摊开了手掌。

    掌心里躺着一枚袖扣。银色的金属面，很小，只有指甲盖大小，边角有一道轻微的划痕，被擦洗过很多次，但划痕太深了，怎么擦都擦不掉。袖扣的正面刻着一个字——“言”。不是印刷体，是手刻的，笔画很细，拐弯的地方有些生涩，一看就不是专业工匠的手艺。

    林微言的瞳孔收缩了一下。

    她认得这枚袖扣。五年前，她过二十三岁生日的时候，沈砚舟送了她一对袖扣。不是给她戴的——她不穿西装——是给他的。她说，你这人每天穿衬衫，袖口总少点什么。她攒了半个月的工资，找银匠定做了一对袖扣，一枚刻“砚”，一枚刻“言”。刻“砚”的那枚她留下了，说等他生日的时候再给。后来还没等到他生日，他们就分手了。

    “你一直留着？”她的声音有点发抖。

    “一直。”沈砚舟把袖扣翻过来。背面刻着一行更小的字，小到几乎看不见，笔迹很生疏，是他自己拿刻刀补上去的，歪歪扭扭的，像小学生第一次握铅笔的作业——“对不起”。他低头看着那枚袖扣，“分手那天晚上，我在这枚袖扣背面刻了这三个字。五年没敢换新的，一直用着。有几个客户问过我，说沈律师你这袖扣只有一枚啊，我每次都说，另一枚放在家里。其实不是。”

    “那另一枚呢？”

    “在你那里。”

    林微言没有说话。她想起了自己那枚刻着“砚”字的袖扣。分手后她把它扔进抽屉最深处，和一堆不用的旧钥匙、过期优惠券混在一起。她以为自己早就忘了它在哪里，但现在她闭着眼睛都能准确地想起抽屉的位置，想起袖扣上那根银链缠着一截褪色的红绳。

    “微言，”沈砚舟握着袖扣的手没有收回，“我知道这东西不值钱。你刻它的时候加在一起花了不到两百块。但它是我这辈子收到过的最好的礼物。”

    “你少来。”林微言的声音终于不再平稳了，像一根绷了太久的弦忽然被人弹了一下，“你后来收到的礼物肯定比这个贵得多。你现在是合伙人了，肯定有人送你名牌袖扣，金的镶钻的都有。”

    “有。”沈砚舟承认，“都收在柜子里，一个没用过。”

    “为什么？”

    “因为那些袖扣上没有我的名字。”

    空气忽然安静下来了。唱机终于停了，唱针自动归位，发出一声轻微的咔嗒声。那声咔嗒像某种开关，把两个人之间那层薄薄的玻璃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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