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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上有星星，一颗一颗，亮得晃眼。像那些死在日本人手里的乡亲的眼睛，看着他，问他：为什么？为什么不打？为什么让日本人把粮食抢走？

    他没法回答。因为他打不过。三十几个人，二十八条枪，怎么跟日本人打？打，是送死。不打，是等死。

    横竖都是死。

    “四叔。”

    泽喜回头，是长安。他从县城回来了，背着个布袋子。

    “长安？你怎么回来了？”

    “我听说日本人来征粮，打死人了，就回来了。”长安把布袋子放下，“四叔，这是我挣的钱，买了点粮食，您分给乡亲们。”

    泽喜看着那个布袋子，鼓鼓囊囊的，装的应该是苞米，或者红薯。

    “长安，”他说，“你在保安团，干得怎么样？”

    “还行。刘团长让我当了个班长，管二十个人。”长安说，“就是……就是他们老让我干坏事。”

    “什么坏事？”

    “去老百姓家里收税，抓壮丁，还……还打人。”长安低下头，“我不干，刘团长就骂我，说我不识抬举。可我……我下不去手。那些老百姓，跟咱们一样，都是种地的，都是老实人。”

    泽喜看着他，看了很久。这个侄子，憨，可心善。心善的人，在乱世里，是活不长的。

    “长安，”他说，“你回来吧，别在保安团干了。”

    “可家里……”

    “家里有我。”泽喜说，“我王泽喜，就是去偷，去抢，也要让家里人，让乡亲们，吃上饭。”

    “四叔……”

    “回来。”泽喜很坚决，“明天就去辞了。”

    “是。”

    第二天，长安去保安团辞工。

    刘德贵听说他要走，笑了：“王长安，你当我这儿是客栈？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刘团长，我家里有事……”

    “什么事？说来听听。”

    “我……我爹病了，要人照顾。”

    “你爹病了？”刘德贵笑得更冷了，“我怎么听说，你爹死了好几年了？”

    长安语塞。他憨，不会说谎。

    “行了，”刘德贵摆摆手，“你要走，可以。但得把这两个月的工钱，退回来。一天一块大洋，两个月六十块。拿来，就让你走。”

    “刘团长，我……我没钱。”

    “没钱？”刘德贵脸色一沉，“那就别想走！老老实实在我这儿干！再敢提走，军法处置！”

    长安被关进了禁闭室。那是个小黑屋，没窗户，没光，只有老鼠。他在里面关了三天，没吃没喝。

    第四天，泽喜来了。

    他是闯进来的。带着保乡队的三十几个人，端着枪，闯进了保安团驻地。

    刘德贵慌了：“王泽喜，你想干什么？反了么？”

    “不干什么，”泽喜说，“我来接我侄子。”

    “你侄子是我的人，你说接就接？”

    “他是我王家的人，我说接就接。”泽喜的盒子炮抵在刘德贵腰上，“刘团长，放人。不放，今天咱们就拼个你死我活。”

    刘德贵看着那些枪口，腿软了。他太了解王泽喜了，这个人，说拼命，真敢拼。

    “行，行，放人。”

    长安被放出来了。三天没吃没喝，走路都打晃。泽喜扶着他，往外走。

    走到门口，刘德贵在身后喊：“王泽喜，今天这事，我记下了！咱们走着瞧！”

    泽喜回头，看了他一眼，没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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