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等紧急军务而设，待局势平稳，自当裁撤。相王总理庶务，通晓军事，程、张二将久历戎行，由他们兼领，正在其职，有何不可？至于权责，一切需依制度、经勘合、呈御览，岂是个人可擅专？尔等多虑了。”

    一番话，将“行枢密院”的性质定为“临时机构”、“协理性质”、“权宜之计”，又强调一切需按制度、经皇帝（天后）裁决，堵住了不少人的嘴。但明眼人都清楚，这“临时”很可能变“常设”，“协理”很容易成“主导”，而所谓的制度，最终解释权和裁决权，在谁手里，不言而喻。

    李弘嘴唇动了动，想要说些什么，但看到御座上母后那不容置辩的神情，再想到黔州之事自己“以藩制藩”的主张已被采纳，此时再反对这个明显意在加强中央集权的举措，似乎于理不合，也会进一步凸显自己与母后（以及背后的李瑾）在根本策略上的分歧。他最终只是垂下眼帘，沉默不语。

    朝会在一种诡异的气氛中结束。四道诏书，尤其是关于“行枢密院”的设立，像一块巨石投入本已不平静的湖面，激起的涟漪迅速向帝国的各个角落扩散。

    散朝后，李瑾与程务挺、张虔勖并未离开，而是被召至贞观殿侧殿。武则天已在那里等候，上官婉儿侍立一旁。

    “枢密院之事，关乎根本，需得有个章法。” 武则天开门见山，对李瑾道，“相王，你既领枢密使，便说说，这‘行枢密院’，具体该如何运作，才能真正做到‘协理戎机’，而非与兵部扯皮，或成空设？”

    李瑾早有腹案，拱手道：“天后，行枢密院之设，旨在强化中枢对天下兵马的直接指挥与掌控能力，关键在于‘专’、‘速’、‘密’、‘实’四字。 其具体运作，臣以为当如下……”

    他条分缕析，开始阐述这个脱胎于后世枢密院制度、又结合当下实际的构想：

    “其一，专司军令，剥离冗务。 兵部掌军政，如武官铨选、军籍管理、地图舆图、驿站邮传、甲仗制造储备等，依旧归兵部。而行枢密院，则专注于军令系统：即作战方略制定、军队调发指令、将领战时任命、军情急报处理、军功核实勘定、重大军法案件审理，以及对各军镇兵马、钱粮、驻防情况的监察审计。两者职权有重叠，但侧重不同。枢密院侧重于‘用兵’，兵部侧重于‘养兵’、‘管兵’。重大军事决策，可由二府长官（宰相）会同兵部、枢密院共议，最终由天后、陛下裁决。”

    “其二，建立垂直迅捷的指挥通信体系。 在重要边镇、战略要地，设立枢密院行走或驻镇承旨，由枢密院直接选派心腹郎官或内侍（需谨慎）担任，负责传递枢密院命令、收集军情、监察将领，拥有密折直奏之权。同时，建立专用的军情急递通道，配备快马、信使，确保中央与前线、各军镇之间的指令和信息传递尽可能迅速、保密，减少经由地方官府可能产生的延误和篡改。”

    “其三，掌控关键人事与钱粮节点。 通过行枢密院，逐步收回或强化对高级将领（尤其是节度使、大都护、都督）的任命、考核、调换·权。制定明确的将领轮换制度。同时，派员审计各军镇钱粮收支，与户部、度支司协同，确保军饷、物资发放到位，减少克扣截留。对军队的规模、驻防，也要有更清晰的掌握，定期核查，防止虚报兵额。”

    “其四，规范调兵勘合流程。 重申并强化调兵勘合制度。任何超过一定规模（例如五百人以上）的军队调动，必须有朝廷兵部勘合与天子诏令。而行枢密院负责勘合的具体核发、记录、备案，并监督执行。无勘合擅动兵马者，以谋逆论处。此举旨在杜绝节度使擅自用兵，或‘先斩后奏’。”

    “其五，暂设行院，逐步推广。 目前先于两京设‘行枢密院’，总管其事。待运作顺畅，可考虑在陇右、河东、剑南等紧要边镇，设立‘行枢密分院’或派驻‘宣慰制置使**’，代表朝廷协调、监督该区域军务，但人事、财权仍主要收归中央。” 李瑾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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