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手都在发抖。他不是不知道府兵制早已弊病丛生，但恶化到如此地步，还是超出了他的预料。“无兵可交……无兵可交啊！” 他在政事堂的会议上，几乎是哀叹着说出这句话，“关中、河东尚且如此，河北、河南、江淮等地，恐怕……恐怕更是……”

    刘祎之、韦思谦等革新派官员面面相觑，脸上都蒙上了一层阴影。他们一直在为财政、吏治、新政争吵不休，却未曾想，帝国的武力根基，已然朽坏至此。没有一支可靠、听命于中央的军队，任何改革，任何政策，都如同沙滩上的城堡，不堪一击。

    保守派的官员也陷入了沉默。他们可以抨击新政“扰民”，可以鼓吹“仁政”，但当外敌铁蹄可能踏破国门时，所有的空谈都显得苍白无力。他们中有人暗自心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远超朝堂上的意气之争。

    消息传到紫微宫，武则天震怒，却也感到一阵刺骨的寒意。她深知军队的重要性，那是她掌控权力、威慑内外的根本保障之一。府兵制的崩溃，意味着中央对武力的控制力在急剧衰减。她立刻下诏，严令兵部、各道节度使、都督府，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凑齐兵员，如期开赴陇右。同时，紧急从禁军中抽调部分兵力，充实前线。但这不过是拆东墙补西墙，禁军数量有限，且肩负宿卫京师重责，不可轻动。

    然而，更深的危机还在后面。朝廷的严令层层下压，到了州县，便化为了官吏的酷烈追逼。既然正规的府兵征发已然无效，为了完成指标，地方官开始采用更极端的手段：强行抓丁。

    一时间，关中、河东等地，鸡飞狗跳，怨声载道。官吏衙役如狼似虎，闯入民家，见丁就抓，不同老幼，不论是否在军籍。许多本已贫困不堪的家庭，失去了唯一的壮劳力，瞬间陷入绝境。而抓来的“兵”，多是未经任何训练、心怀怨愤的农民，用绳索捆成一串，像驱赶牲畜一样送往集结地。这样的军队，士气、战斗力可想而知，行军途中逃亡者不绝，未到前线，已然溃散小半。

    与此同时，边镇节度使们，面对朝廷催逼和边防空虚的现实，也各自打起了算盘。既然朝廷无法提供足够的、可靠的兵员，为了守住防区，他们只能“自谋出路”。于是，自行募兵，开始从一种临时、局部的权宜之计，逐渐变得普遍和半公开化。节度使们利用手中的财权（或挪用军费，或截留地方赋税，甚至与豪商勾结），开始招募破产农民、流民、乃至胡人勇健，给予钱粮，充作军士。这些兵，被称为“长征健儿”或“官健”，不同于府兵，他们是职业兵，完全脱离生产，依靠军饷为生。他们的效忠对象，首先是给他们发饷的节度使，而非远在长安的朝廷。

    中央兵源的枯竭，迫使朝廷不得不更加依赖这些边镇节度使，默许甚至变相鼓励他们自行募兵。而这，无异于饮鸩止渴，进一步强化了节度使的军权、财权和人事权，为日后藩镇割据埋下了最深的祸根。

    相王府中，李瑾也很快得知了“府兵无兵可交”的噩耗。杜先生向他禀报时，脸色是从未有过的凝重。

    “王爷，兵部那边已经乱成一团。崔尚书急得欲哭无泪，各道奏报雪片般飞来，不是诉苦就是告急。天后震怒，已连下数道严旨，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杜先生叹道，“更麻烦的是，陇右、朔方、河东几位节帅，已有密奏或私下传言，请求扩大就地募兵之权，并要求朝廷拨付专项‘募兵粮饷’。此例一开，后患无穷！”

    李瑾站在窗前，望着庭院中光秃秃的树枝，沉默良久。府兵制的崩溃，他早有预见，也曾试图在可能的范围内进行一些修补和改革尝试，比如提高军士待遇，尝试小范围的募兵试点等。但在顽固的旧体制和朝廷有限的财力下，这些努力收效甚微。如今，积弊总爆发，来得如此猛烈，如此彻底。

    “这是必然的结果。” 李瑾的声音有些沙哑，“均田制坏，府兵制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朝廷这些年，内耗不止，财政拮据，既不能抑制兼并，让农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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