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相王总领其事， 会同礼部、吏部、户部、将作监、少府监等有司，拟定详细推行条陈，务必稳妥，减少纷扰。”

    这一番安排，显是经过深思熟虑，既有决断，也有策略。抓关键、限范围、给缓冲、编工具、控舆论、派重臣，几乎考虑了李瑾提出的所有主要困难，并给出了应对方案。尤其是让李瑾“总领其事”，更是高明——既是对弟弟的绝对信任，也是将可能的技术性难题和部分阻力，交由最具能力与威望的李瑾去化解；同时，将李瑾与自己更紧密地绑在这项“文治标志工程”上，使其成为共同的“政绩”。

    李瑾心中暗叹，姐姐的政治手腕，已臻化境。她知道此事必行，也知阻力巨大，便用这种方式，将自己也拉上“战车”，共同承担风险与荣誉。他无法拒绝，也不能拒绝。这不仅关乎姐弟信任，更关乎“万年策”的推行——若在“造字”这件彰显权威、象征“文治”的大事上他置身事外或态度暧昧，将严重影响他在推行其他更实质改革时的权威与信用。

    “臣，领旨。”李瑾躬身，声音沉稳，“必当竭尽全力，使新字推行，井然有序，上彰圣德，下利文教。”

    武则天脸上露出一丝真正的笑意，那是对最亲近、最得力臂助的嘉许与信赖。“有九郎在，朕无忧矣。具体字形审定，还需与诸位学士细细推敲。记住，新字之要，在于形正、义明、气壮。 要让人一见，便知是我大唐气象，是我‘仪凤’新朝之文华！”

    接下来的日子里，紫微宫侧殿的一间精舍，成了“新字审定”的核心场所。李瑾会同李敬玄、秘书监、弘文馆的饱学之士，以及被特意召来的几位当世书法大家、金石学家，对武则天初步拟定的数十个新字，进行反复的讨论、修改、审定。过程异常激烈，充满了学理与政治的碰撞。

    争议最大的，莫过于那个“曌”字本身。有学者从文字学角度，认为“日”、“月”、“空”组合，虽寓意鲜明，但结构略显繁复，且“空”字置于下，是否妥帖？更有人私下担忧，此字过于直白地象征“日月当空”，会否刺激那些对“女主”仍有心结的士人？李瑾力排众议，坚持此字“形神兼备，气象万千，非此字不足以明天后圣德，亦不足以为新字之表率。” 他亲自调整了笔画间的疏密与气势，使其在庄严中透出灵动，最终定型。此字，被定为武则天新的“尊号用字”之一，并准备用于即将铸造的“仪凤通宝”新钱币背面。

    “圀”字也几经修改，最终定形为“囗”中加“八方”环绕一“王”（或“主”）的变体，象征“八方辐辏，共主中华”，比最初的设想更具向心力与权威感。

    “𫍽”（臣）字，则强调了“臣”对“君”的躬身与拱卫形态。

    “𡈼”（人）字，被赋予更挺立、更尊严的造型，寓意“顶天立地，万物之灵”。

    “𡈽”（生）字，则突出了生命的蓬勃与向上。

    每一个字的审定，都不仅是学术讨论，更是一次意识形态的塑造与确认。李瑾在其中，既要坚持文字本身的美感与逻辑，又要确保其符合武则天的政治意图，还要调和各方学者的意见，其辛劳与压力，可想而知。

    仪凤二年，五月壬午。 酝酿已久的《颁行新字制》正式颁布天下。制书以典雅的骈文写成，阐述了“文字损益，与时俱新”的道理，列举了“天垂象”、“地呈符”、“人献瑞”等诸多“祥兆”，论证了新字“上应天命，下合人情”的正当性与必要性。首批颁行的新字，共计十八个，包括“曌”、“圀”、“𫍽”、“𡈼”、“𡈽”、“𡈿”（年）、“𡉀”（月）、“𡉁”（日）、“𡉂”（星）、“𡉃”（载）、“𡉄”（初）、“𡉅”（授）、“𡉆”（证）、“𡉇”（天）、“𡉈”（地）、“圣”、“君”、“后”等。制书规定，此十八字为“正体”，即刻起用于“制、敕、表、奏、及诸司公文、州县案牍、科举程文、官方碑铭、钱币印信”等一切官方文书与典仪。给予民间十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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