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全了朝廷体面与母后圣德。两位先生以为如何？”

    这个处理方案，比留中不发要严厉，比严惩查办要温和，既坚持了原则，又留有余地，显示出李弘在政治上的成长。刘、元二人闻言，心中暗赞太子思虑周全，既能坚持仁政本心，亦懂权变之道，齐声称善。

    然而，当这份由李弘亲自斟酌词句、力求稳妥的处置意见呈送到武则天面前时，还是引发了她明显的不悦。她看着奏疏上太子力主“核查”、“整改”、“申饬”等字眼，朱笔在纸上悬了许久。她当然知道薛怀义有诸多毛病，贪财好利，行事张扬，但她要用他。用他对佛教界的号召力（哪怕是虚假的），用他督造明堂天堂的“功绩”，用他来彰显自己“天命所归”的神圣光环。在她看来，薛怀义就像一把好用的刀，或许有些锈迹，或许不够精致，但足够锋利，也足够听话。只要他还能办好她交代的事，只要他的“过失”不触及她的根本权力，她愿意容忍，甚至回护。

    而太子，却要用“国法”、“民瘼”这些“大道理”来约束、敲打这把刀。这在武则天看来，多少有些“书生意气”、“不谙世事”。她最终还是在太子的处置意见上批了“可”，但附加了一句：“薛师督工，自有其功。核查务求其实，勿为浮言所惑。整改事宜，着怀义自陈，酌情办理即可。” 明显是高高举起，轻轻落下，维护之意依然清晰。

    李弘接到批复，看到母亲附加的那句话，心中五味杂陈。他知道，母亲同意核查，已是给了他这个监国太子面子。但“酌情办理”、“勿为浮言所惑”的暗示，又让他感到一种无力。他似乎触摸到了一道无形的墙——一道由母亲多年的执政风格、用人策略、以及现实利益考量构筑的墙。他的“仁政”理想，在这道墙面前，显得有些苍白。

    三、 朝堂之争，母子隙生

    真正的冲突，爆发在一场关于科举取士的朝议上。

    礼部根据之前“洞晓玄义科”试行的经验，并结合“三教同风”的国策，提出了一项新的建议：在常科之外，增设一种不定期的“通才茂异科”，专门选拔那些不仅精通儒家经典，同时对佛、道典籍，尤其是朝廷钦定注释的《大云经疏》等“新学”，以及天文、历算、水利、刑律等“实学”有深入研究或特殊才能的士子。旨在打破纯以诗赋、经义取士的旧格局，为朝廷选拔更多“经世致用”、且“思想可靠”的“通才”。

    此议一出，朝堂哗然。支持者多为北门学士集团、部分务实派官员以及李瑾暗中推动的一些年轻官员，他们认为这是“与时俱进，广纳贤才”的必要之举，有助于打破士族对文化的垄断，选拔真正有用之才。反对者则多为传统的经学世家、守旧派文臣，他们激烈抨击这是“以夷变夏，败坏学风”，“重术轻道，舍本逐末”，将使科举沦为“杂学”竞技场，有损“圣人之道”的纯正。

    双方在朝堂上引经据典，争论不休。李弘作为监国太子，主持了这场辩论。他内心是倾向于支持改革的。李瑾多年的教导，使他明白“治世需实学，取士当求全”的道理。他也看到了现行科举的某些弊端，一些士子只知死背经义，钻研诗赋格律，对实际政务一窍不通。而且，推广“三教同风”的国策，也需要在人才选拔上有所体现。

    然而，他更希望这场改革能平稳推进，减少阻力。在听取了双方激烈辩论后，他试图调和，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诸位爱卿所言皆有道理。取士之道，固当崇圣人之学，亦不可偏废经世之能。 礼部所议‘通才茂异科’，本意为广开才路，其心可嘉。然，骤然改制，恐士子惶惑。不若暂缓单设一科，可于现行进士、明经科中，适当增加‘时务策’与‘新学’（指钦定佛道要义）的考核比重，并鼓励士子兼习实学。待风气渐开，再行斟酌。 如此，既顺应时势，亦不至动摇根本，诸位以为如何？”

    这方案其实相当温和，是一个渐进改革的思路。但反对派抓住“动摇根本”四字，认为太子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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