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秽，缝合断裂，单靠内服汤药，何以促其愈合？譬如疫病，若不知其可接触相传，不设法隔断，纵有仙丹，何能阻其蔓延？”

    他拿出几卷精心准备的图册，那是他凭借记忆和理解，结合询问军中疡医（军医）、屠户、以及查阅零星古籍（如《灵枢》中模糊的解剖记载，王莽时翟义党徒被“割剥”的记载）后，绘制的人体骨骼图、肌肉示意图、内脏位置关系草图，虽然粗糙，且有不少错误，但大致方位、形状已远胜任何传世医书中的“内景图”。旁边还附有从屠户处观察猪羊犬牛等动物解剖得到的类比笔记。

    “此非亵渎，实为敬畏生命，探究造化之妙。” 李瑾指着图册，“人非鬼神，乃血肉筋骨所成。不明骨骼如何支撑，筋肉如何牵引，五脏六腑如何安放，气血如何通行，何以正骨？何以用针？何以用药直达病所？古人云‘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此‘要’，或就在这实实在在的形体结构之中，辅以气化运行之理，方为周全。”

    秦鸣鹤抚摸着那些图册，内心剧烈挣扎。作为一名有追求的医者，他当然渴望更了解人体的奥秘，以精进医术。但伦理的枷锁、传统的惯性，如同沉重的帷幕。“太子太师，此心此理，老朽岂能不知？然，人体解剖，千难万难。何处得来遗体？纵是罪囚、无主尸身，亦犯大忌，必遭物议，言官弹劾，恐祸及格物院与太子太师清誉！”

    “不急于求成，可从长计议，循序渐进。” 李瑾早已有预案，“第一步，我欲奏请天后、陛下，于格物院下，正式设立‘大唐医学院’，不同于太医署之侍奉宫廷，亦不同于民间师带徒。医学院设‘医学’（内科、瘟病）、‘疡科’（外科、伤科）、‘针灸’、‘正骨’、‘妇人’、‘小儿’、‘五官’、‘本草药石’诸科，系统教授。教材便以《开元宝典·医道门》为基，融汇古今。招生对象，不仅限于儒医子弟，亦招收识字的军中疡医、药户子弟、乃至有心学医的僧人、道士。此院宗旨，在培养通晓医理、精通技艺之实用医者，尤重外伤、疫病防治，以应军国百姓之急需。”

    “第二步，”李瑾压低声音，“解剖之事，可分步而行。先不涉人体，而以猕猴、野犬、家猪等与人体相近之兽类为范本，详加解剖，绘图记录，比较异同，以明大体结构、血脉走向。此事可秘密进行，选可靠之人，于僻静处所为之。所得知识，可先用于兽类，再谨慎推论于人体。同时，可广泛搜集军中处理重伤残肢、疡医治疗痈疽疮疡时所见，以及仵作（古代法医）验尸之记录（此需与刑部、大理寺谨慎沟通），互相印证。待时机成熟，知识积累足够，或可争取特许，以无人认领之死囚、战场无名尸身，进行极少数的、严谨的、以研究为目的的解剖，并需订立严格章程，尊重亡者，事后妥善安葬。”

    秦鸣鹤思虑良久，长叹一声：“太子太师思虑周详，步步为营，老朽……愿附骥尾，为我华夏医道，开一新途。纵然身前身后，谤满天下，亦在所不惜！”

    有了秦鸣鹤的支持，李瑾立即行动起来。他首先向武后和高宗上了一道长长的奏表，详细陈述了当前军中医护、民间疫病防治的薄弱，以及《开元宝典》编撰过程中发现的医药知识混乱、传承保守等问题。他提出，为“上以护佑天子百官之康宁，下以拯济军国民人之疾苦”，当“博采众长，融会古今，建立医教，系统传承”，请求正式设立“大唐医学院”，隶属格物院，但享有独立招生、教学、研究之权，并请求朝廷在政策、经费上予以支持，并准许其在特定情况下，为精研医术，可“观察兽体，类比人身，并谨慎参考军、刑之有限记录，以明形体结构，精进外科正骨之术”，措辞极为谨慎，避开了“解剖”这个敏感词，强调目的是为了治疗外伤、战伤，并应对疫病。

    奏表在朝中引起激烈争论。反对者言辞激烈：“以禽兽比人，已是褒渎！还要参考刑狱尸身记录，殊为不祥！”“医术关乎仁心，岂可如工匠般操刀弄斧？此非医道，乃屠沽之术！”“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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