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算学、地舆博士，眼中却燃起了熊熊的探索火焰。他们或许一时无法全盘接受“日心说”，但李瑾提出的问题——传统模型的繁琐与误差、新模型的潜在简洁性、用数学和观测来检验假说——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一扇被经学迷雾封锁了太久的大门。

    “此事，暂且限于地舆馆、算学馆、格物馆核心人员知晓，详细研讨，谨慎计算，勿要外传，徒惹非议。” 李瑾最后叮嘱道，“可先以‘修订历法，探究五星运动新解’为名，成立小组，秘密进行。以浑天旧说为本，以新说为参，并行计算，比对司天台百年观测记录，看何者更优。同时，需设计更精密的观测仪器，改进计时工具，以获取更精确数据。”

    一场静悄悄的天文学革命，就这样在格物院的观星台上，在月色与铜仪的微光中，埋下了种子。接下来的数月，地舆馆和算学馆的一部分精英，在李瑾的指导下，开始了隐秘而激动人心的工作。他们以“改进历算”的名义，向司天台调阅了更为详尽的历代行星位置观测记录（尤其是金星、火星的“留”、“逆”数据）。赵玄默带领算学馆的精英，开始尝试用“日心模型”的几何关系，建立新的计算表格。这远比他们想象中困难，因为李瑾并未给出开普勒三定律，他们只能假设圆形轨道、匀速运动，这依然会产生误差，但初步的计算结果显示，在某些情况下，新模型的描述似乎确实比层层叠叠的均轮本轮要简洁。

    与此同时，地舆馆的观测也在加强。他们改进了观星仪器上的刻度，尝试制造更精密的漏刻和日晷，并开始系统性地记录行星的精确位置，特别是金星亮度的周期性变化（这是支持日心说和金星绕日运行的关键证据之一，但需要长期观测积累）。

    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格物院内这种对“天地结构”的“离经叛道”的探讨，虽然仅限于高层，但一些模糊的风声和那些越来越精深、越来越“奇怪”的数学计算，还是引起了院内一些出身正统儒学士大夫、或与外界清流有联系的学者的不安。

    终于，在麟德九年深秋的一次格物院内部“论学小会”上，当赵玄默在一次关于五星运动计算的报告中，不经意间用到了“假设地动”的简化模型来演示计算思路时，矛盾爆发了。

    一位来自国子监、被征召入院负责典籍整理的经学博士孔颖（与那位注疏《五经正义》的孔颖达同族）拍案而起，厉声斥责：“荒谬绝伦！尔等在此钻研奇技淫巧也就罢了，如今竟敢妄议天地，诋毁圣贤之教！天动地静，天尊地卑，此乃纲常伦理之基，天地定位之本！尔等假设地动，将置天子于何地？将置君臣父子之大义于何地？！此乃祸乱人心，动摇国本之邪说！我定要上奏朝廷，弹劾尔等狂悖！”

    孔颖的怒吼，如同惊雷，在原本只是学术探讨的论学堂中炸响。支持新说者与坚守旧说者顿时激烈争论起来，场面一度失控。

    消息很快传到李瑾耳中。他知道，思想的碰撞终究无法完全禁锢在学术象牙塔内。当新认知触及到旧世界观和伦理秩序的根基时，激烈的反弹是必然的。他必须亲自面对这场风暴，既要保护这株刚刚萌芽的科学幼苗，又不能与强大的传统势力彻底决裂。

    几日后的“大论学堂”（格物院定期举办的公开学术交流活动），李瑾亲自主持，并特意邀请了那位孔颖博士，以及院内对“日心说”有疑虑的学者，还有陆明远、赵玄默、清玄子等人。甚至，一些消息灵通、对此事感兴趣的朝廷官员和洛阳名儒，也闻风而来，将论学堂挤得水泄不通。所有人都知道，今天将有一场关于“天”与“地”的根本性辩论。

    李瑾没有直接阐述“日心说”，而是从实际问题出发。他让陆明远展示了司天台近百年来对金星、火星位置观测的记录与浑天说模型推算结果的误差累积表。又让赵玄默用两种模型（极度简化的日心圆形轨道模型 vs 传统均轮本轮模型）对下一次金星“大距”和火星“冲日”的时间、位置进行了推算，并将结果封存，宣-->>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