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性与威胁性，都需要他们彻底重新评估。

    封禅队伍并未直接返回长安，而是先抵达东都洛阳。在洛阳，举行了盛大的庆功典礼与赏赐仪式。皇帝李治拖着病体，在则天门上接受了文武百官、洛阳士庶、以及尚未离开的各国使节的朝贺，并宣布大赦天下，免除沿途州县赋税，厚赏三军及随行人员。武则天与李瑾一左一右，侍立君侧，共享这无上荣光。洛阳城沸腾了，“天皇万岁！天后千岁！梁国公威武！”的欢呼声，响彻云霄，持续了整整三天三夜。

    在洛阳休整期间，朝廷正式颁布诏书，以皇帝名义，但众所周知出自天后授意，对封禅大典进行总结与定性。诏书中盛赞封禅圆满成功，归功于“陛下圣德，天后贤明，将士用命，百姓归心”，并详细描述了“天降祥瑞，五彩环日，紫气横空”的异象，宣称此乃“皇唐德配天地，泽被四海之明证”。诏书再次确认了“天皇”、“天后”并尊的称号，并加封李瑾为“司徒”（三公之一，虽为加官，荣誉至极），增食邑，赐丹书铁券，图形凌烟阁。一系列伴随着封禅而来的封赏、晋爵、提拔，如同雨点般落下，将封禅的政治成果，迅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权力分配与利益调整，进一步固化了新的权力格局。

    当庞大的队伍最终浩浩荡荡返回长安时，已是来年开春。长安城万人空巷，百姓箪食壶浆，出城数十里迎接。凯旋的仪式比出发时更加盛大。朱雀大街两侧，彩旗招展，鲜花铺路。李治乘坐御辇，武则天凤辇并行稍后，李瑾则骑马紧随。在他们之后，是那三方泰山纪功碑的拓本（被制作成巨大的屏风式样，由力士高举），以及描绘“泰山祥瑞图”的巨幅画卷。队伍所过之处，“万岁”、“千岁”、“威武”之声震耳欲聋，花瓣如雨般洒落。

    巍峨的大明宫，再次敞开了它的宫门，迎接它的主人，以及这权力巅峰的归来。

    含元殿，大朝。

    李治高踞御座，尽管精神不济，但在厚重的朝服和冕旒下，依旧维持着天子的威仪。御座之侧，设了一座略低、但同样精美华丽的凤座，武则天端坐其上，凤冠霞帔，面容沉静，接受着百官的朝拜。而李瑾，则立于丹陛之下，文武百官的最前列，紫袍玉带，独享殊荣。

    朝会上，君臣再次“共忆”封禅盛况，齐颂“天皇天后”圣德，恭贺“梁国公”不世之功。一道道彰显封禅成功后帝国气象的政令被颁布：继续推行劝课农桑、轻徭薄赋的政策；加大力度整顿吏治，选拔寒门才干；完善边防体系，表彰边功；尊崇儒学，同时下诏汇集高僧大德，在长安、洛阳翻译佛经，武则天对佛教的推崇开始公开化、制度化；李瑾则奏请扩大武学，规**官选拔，加强新式火器的研发与装备，得到准奏。

    整个帝国，仿佛一架被注入了全新强大动力的精密机器，围绕着“天皇、天后、梁国公”这个稳固的三角轴心，高效地运转起来。政令通畅，边疆安宁，府库充盈，万国来朝。无论是朝廷中枢，还是地方州县，无论是文臣武将，还是士农工商，都清晰地感受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强大而自信的时代已经降临。而这个时代的最高权力，毫无争议地，掌握在含元殿御座上那位病弱却“圣德感天”的皇帝、他身旁那位智慧明断并得到“天命”认可的皇后，以及殿下那位战功赫赫、如定海神针般的梁国公手中。

    这是一个黄金时代。一个“三圣”并立（至少在时人看来，李瑾之功勋威望，已近于“圣”）、共治天下的顶峰时刻。个人的权力、帝国的威望、时代的荣耀，在此刻，达到了完美的统一与极致。

    深夜，长安，梁国公府。

    喧嚣散去，荣耀沉淀。李瑾独自坐在书房中，窗外是长安城的万家灯火，与天上繁星交相辉映。书房内没有点太多蜡烛，只有案头一盏孤灯，映照着他沉思的面容。

    案上，摆着几份文书。一份是今日朝会上刚刚议定的、关于在安西、北庭增设军镇，推广新式农具的奏章批复副本。一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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