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问,是替那些「重农抑商」的人问的。
自古以来,中原王朝就把农业当成根本,把商业当成末业。
《管子》说「四民分业」,农居其二,商居其末。
汉高祖令商人不得衣丝乘车,汉武帝算缗告缗,把商人逼得倾家荡产。
贞观年间虽无这般苛政,可士农工商的排序,从未变过。
李逸尘知道,这个问题,比上一个更敏感。
他斟酌着措辞,慢慢落笔。
「有客问曰:古之圣王,必以农桑为本,商贾为末。何也?以农桑能生五谷,养万民;商贾不过转贩货殖,坐享其利。今若重商轻农,使农夫困顿,商贾奢靡,岂非本末倒置?」
「答曰:客所言,似是而实非。农桑固为本,商贾岂为末?请以一事明之。」
「关中平原,沃野千里。一农夫,终岁勤苦,可耕田百亩,收粟三百石。此三百石,足养十人。然此农夫,若要铁犁、要耕牛、要食盐、要布帛,能自给乎?不能。必待铁匠、牛贩、盐商、布贾,辗转贩运,方能得之。若无商贾,则农夫虽收三百石,只能以粟易物。一石粟,可易几斤铁?可易几尺布?难矣哉。」
「故曰:农桑生之,商贾通之。生而不通,则粟朽於仓;通而不生,则货竭於市。二者相须,如鸟两翼,如车两轮。不可偏废也。」
「更深一层论之:农桑所生,有限也。一夫百亩,终岁勤苦,所产不过三百石。此三百石,除自食外,可养几人?不过数人而已。然商贾所通,无穷也。长安一肆,岁售绢帛万匹,所养织户、染匠、车夫、脚力,何止百人?此百人者,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所食所衣,皆从商贾之利中来。若无商贾,此百人者,只能去耕田。可耕田需地,地有限;耕田需技,技不专。百人耕田,所产几何?不过万石而已。与商贾之利相比,孰多孰少?」
李逸尘写到这里,忽然想起刘简。
那个原「抑商派」的核心人物,现在应该已经明白,自己错在哪里了。
他继续往下写。
「故曰:农桑固为本,商贾非为末。本末相济,然後国富。重农而不抑商,劝农而不困商,此之谓「通」。通则货殖流通,百业兴旺。塞则货滞於途,民困於野。」
写完这一节,李逸尘放下笔,长长吐出一口气。
这是第二个问题。
他用「生」与「通」的关系,回答了「农桑与商贾孰重」的千年争论。
他没否定农业的根本地位,也没贬低商业的价值。
他只是说,两者都要,缺一不可。
可他知道,这个问题後面,藏着更深的道理。
他继续写。
「三、问:民各自谋利,何以天下富足?此中道理,可得闻乎?」
这一问,是替那些读圣贤书的人问的。
孔子说「君子喻於义,小人喻於利」,孟子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千百年来,读书人都是这样教的。
可李逸尘今天讲的「增量」,讲的「分工」和圣人的话,似乎不太一样。
他需要把这些道理,和圣人经典,串起来。
「有客问曰:圣人之教,以义为先,以利为後。今闻先生之言,似以利导民,使民各自为谋,然後天下富足。此与圣人之教,岂非相悖?」
李逸尘停顿片刻,然後落笔。
「答曰:客之疑,正是千古未解之难题。请以一事解之。」
「今有屠户张氏,卖肉为生。彼卖肉时,心中想的是利,还是义?自然是利。他想多卖一文钱,多赚一分利。然彼欲多卖肉,必使肉鲜价廉,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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