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案後,正在批阅奏章。
案角堆着三叠文书,左边是已批待发的,中间是正在处理的,右边是待阅的。
他每日如此。
唐俭进来时,房玄龄刚批完一份关於河南道秋粮收成的奏报。
他搁下笔,抬头,脸上带着一贯的温和。
「时中来了,坐。」
唐俭坐下。
值事吏奉上茶,退出去,带上门。
房玄龄没有立刻说话。
他看着唐俭,等对方先开口。
这是多年共事的默契。
唐俭也没有绕圈子。
「房相,县一级推行预算制度的事,有些难处。」
他从袖中取出那份简报,放在案上。
「试点县,除长安县进展尚可,其余各县,不同程度遇到困难。这是各县反馈的意见汇总。」
房玄龄接过简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他看得很慢,偶尔停顿,目光在某几行字上停留片刻。
唐俭没有打扰。
他知道,房玄龄不是在看文字,是在看文字背後那些县令的脸。
那些伏案疾书、夜不能寐、在制度与现实间艰难求索的脸。
约莫一盏茶工夫,房玄龄放下简报。
「时中,你怎麽看?」
唐俭斟酌着措辞。
「下官以为,县一级推行预算制度,其难度,远超朝廷层面。」
「哦?说来听听。」
「朝廷编制预算,各部衙门的收入—或者说,可支配资源—是相对明确的。」
「民部可以提前测算来年税赋总额,陛下和政事堂可以根据轻重缓急决定分配。」
「超支了,可以压缩其他开支。不足了,可以调整分配顺序。」
唐俭顿了顿。
「但县衙不同。县衙的岁入,九成以上要上解朝廷。自己能留下的,是固定且微薄的那一点。」
「可县衙要承担的事务,并不会因为钱少而减少。」
「坊墙要修,水井要挖,盗贼要捕,争讼要断————这些事,不会等。」
「更关键的是,朝廷的事务,大体是可以预期的。」
「来年要修哪些工程,推行哪些政策,年初就能定个七七八八。」
「但县衙的事务,突发性极强。一场雨,能冲垮十处坊墙。这些事,没法提前一年规划。」
唐俭说完,看着房玄龄。
房玄龄沉默。
他当然知道这些。
他做宰相十余年,外放刺史是在贞观初年的事了。
但那段经历,他从未忘记。
那时候,他治理一州,面临的困难和这些县令何其相似。
税赋要上解,吏员要养,工程要办,百姓要管。
钱永远不够用,事永远做不完。
如今坐在政事堂,批阅全国奏章,制定天下政策,有时会不自觉地离地面越来越远。
但房玄龄知道,他不能忘记。
「还有呢?」他问。
唐俭继续道:「还有,县衙的人手、专业能力,与朝廷部衙不可同日而语。」
「朝廷编制预算,有民部度支司数十名精干吏员,有多年积累的数据和方法。」
「县衙呢?长安县是京县,规模大、品级高,尚且只有一个司户佐,带着三四个书吏,就要承担全县的税赋、户籍、预算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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