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明在於，它将国家税收与土地、人丁直接挂钩，简单明了，易於在战後混乱的局面中推行和计算。」

    「只要掌握大致丁口和田亩数，便能预估财政收入。

    「且租、庸、调三者结合，涵盖了粮食、布帛、力役，基本满足了朝廷对实物和劳力的需求。」

    输庸代役」之设，也给了百姓一定灵活性，朝廷则能获得更多绢帛，用於赏赐、

    贸易或支付官俸。」

    「不得已在於，」他话锋一转，语气凝重起来。

    「它必须建立在几个前提之上，而这些前提，随着时间推移，正在动摇，甚至已然破裂。」

    李承乾精神一振，知道关键来了。

    「先生请细说，是何前提？」

    李逸尘伸出一根手指。

    「其一，前提是均田」相对得以维持，即国家能掌握大量可分配的公田，并能大致按照制度规定，将田亩授予新增丁口。」

    「唯有如此，人丁与土地的绑定才有效，以丁为单位的徵税才有依据。

    他看向李承乾。

    「殿下，自武德、贞观以来，天下承平已近三十年。」

    「人口滋生，远胜开国之初。而天下田亩有数，肥沃之地更是有限。」

    「朝廷手中还有多少无主荒地可供授予新丁？」

    「关中等核心区域，恐怕早已无田可授。」

    「那些新增丁口，实际上并未足额获得法定的口分田，但他们依然要承担完整的租庸调。」

    「此为一弊，谓之「受田不足而税如故」。百姓负担无形加重，逃匿之心渐生。」

    李承乾眉头皱紧。

    他确实听过地方奏报，提及某些人多地狭之处授田困难，但从未将此与税收制度的根本缺陷联系起来。

    先生一点，他忽然觉得背脊有些发凉。

    如果大量百姓名义上有田，实则无田或田不足，却要缴纳足额租调，长久以往，会怎样？

    民怨、逃亡、户籍隐匿————

    这些他最近在文书中隐约看到的字眼，似乎找到了一个深层的制度根源。

    李逸尘伸出第二根手指。

    「其二，前提是人口相对稳定，流动性低。租庸调以丁」为徵收单位，要求户籍清晰，丁口稳定。」

    「然而，百姓为求生计，或因赋役过重，或因天灾人祸，迁徙流动，自古有之。」

    「尤其是如今，随着承平日久，工商业渐兴，人口流向城镇、交通要道者增多。

    「这些人可能脱离了原来的乡土和户籍，朝廷如何追踪？」

    「如何确保他们继续承担租庸调？」

    「即使他们仍在户籍，但人已离乡，土地可能抛荒或转佃，税收如何落实？」

    「这便给了地方胥吏和豪强操作空间，或隐匿人口，或将逃亡者之税摊派给留存者，进一步逼迫更多人逃亡。」

    「此次税收短少，恐怕不乏此类情形，被地方官以「灾荒流徙」为藉口遮掩。」

    李承乾的手指微微收紧。

    人口流动————是啊，以前总觉得百姓安土重迁，但这些年，他也听闻洛阳、扬州等地商贾云集，流动人口增多。

    还有之前查看地方报告，常有「逃户」、「客户」的记载。

    如果制度本身无法有效捕捉和管理流动人口，那麽税基就会像沙子一样不断流失。

    世家大族趁机兼并土地、荫庇人口，朝廷的税收自然受损。

    「其三，」李逸尘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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