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推演和扩展的体系。

    但吴吴这份手稿，把这个可能性摆在面上了。

    它用符号代替文字，用公式代替描述，用固定的算法代替反覆的试错。

    这意味着，以前需要多年训练才能掌握的复杂计算，现在只要按部就班地套用公式，就能在短时间内得出结果。

    这对於那些真正需要解决实际问题的官员、工匠、商人和农夫来说，意义十分重大。

    吴晔甚至可以想像，这份手稿流传开来之後，会发生什麽。

    首先受益的，是那些在基层摸爬滚打的小吏和工匠。

    他们或许写不出一篇像样的策论，但他们每天都要跟数字打交道一一丈量田地、计算税粮、估算工时、核验物料。

    有了这些简便的算法，他们可以省下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出错的可能性也会大大降低。

    这些事情看似琐碎，但积少成多，对整个朝廷的运转效率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往上走一层，是那些主管钱粮、水利、营建的官员。他们不必再像以前那样，凡事都要依赖手下的算手一那些算手掌握了核心技术，经常以此拿捏上官，甚至在帐目上做手脚。如今有了公开的、标准化的算法，官员们自己就能核算帐目，那些想靠信息差中饱私囊的人，就得多掂量掂量了。

    再往上走，是朝堂之上的决策者。

    户部每年核算全国赋税，需要耗费数月之久，动用数百名算手，即便如此，最後得出的数字也常常漏洞百出。

    如果将这些新算法推广到户部，同样的工作，或许只需要一半的人力和三分之一的时间，数据的准确性也能大大提高。

    这意味着朝廷的决策可以更加及时、更加精准，而对於一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帝国来说，每一点效率的提升，都可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国力。

    当人们习惯了这份变化，也感受到了算学，乃至其他学科带来的效率的变化。

    那麽实学的地位，也会水到渠成，水涨船高。

    当然，吴晔也清楚，这一切不会一帆风顺。

    那些靠经义晋身的士大夫们，不会轻易让出话语权。

    他们会说，算学是小道，经义才是大道；他们会说，重实学会让读书人变得功利，失去修身养性的本心；他们甚至会说，这些东西都是「奇技淫巧」，会动摇国本。

    但这些话，吴晔听得太多了，早已经不痛不痒。

    他们无法违逆历史的潮流，自然科学必然会找到应该来到它应该有的位置。

    但在这之前，吴晔应该头疼的，是如何制定一套选拔伎术官的方法。

    想到伎术官，就会想起王安石那场变法。

    王安石当年推行新法，并非只盯着青苗、免役、方田均税这些经济层面的改革。

    他对人才的选拔，同样有过深刻的思考和激进的尝试。

    熙宁四年，王安石力主改革科举，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专以经义、策论取士。

    与此同时，他还在太学中推行「三舍法」，试图以学校的日常考核取代一次性的科举考试，从而选拔出真正有实学的人才。

    不止於此。

    王安石还曾上书神宗，提出过一个更大胆的想法一设「明法科」，

    选拔通晓律令的人才；设「武举」，选拔精通兵法的人才；

    甚至在地方上设立「学官」，专门负责教授农田、水利、算数等实用知识。他理想中的官僚体系，应该是由一群通晓实务的实干家组成的，而不是那些只会吟诗作赋、高谈阔论的空谈客。

    可以说，在实学的领域，王安石其实已经走了很远很远，甚至不亚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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