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一些场合，多是些华人圈的聚会，在一些装修精致的餐厅里，男男女女衣着光鲜，谈笑风生。

    她让我涂上口红，穿上她给的裙子，教我如何给人敬酒，如何说客套话。席间，那些男人们的目光，像黏腻的蛛网，在我脸上、身上缠绕，带着审视和贪婪。他们用粤语或带着口音的普通话开着玩笑，说些暧昧的话，黄茹眉在一旁巧笑倩兮，推着我应酬，说：“这是我侄女茵茵，刚从国内来，大家多照顾。”

    我像个精致的玩偶，被展示，被品评，浑身不自在。我想躲开，却被黄茹眉紧紧拉住。有一次，一个肥头大耳的男人借着酒劲，伸手想摸我的脸，我躲开了，黄茹眉却笑着打圆场：“王老板，您别吓着孩子。”事后，她还怪我不懂事：“王老板是做进出口生意的，认识他对你有好处，你怎么这么不知趣？”

    我渐渐明白了，黄茹眉眼中的“怜悯”，底色是“利用”。她看中的，是我这朵来自山间的“茉莉花”的新鲜与美貌，想把我当作攀附人脉、换取利益的工具。姑父黄中雄对此，是默许，甚至是乐见的。有一次，我听到他和黄茹眉在后台说话，黄茹眉说：“茵茵这模样，要是能搭上李总，咱们餐馆的食材供应就不愁了。”姑父笑着说：“你看着办，别出什么乱子就行。”

    姑姑偶尔会流露出不安，私下里拉着我的手，小声劝我：“茵茵，别跟茹眉去那些场合，不安全。”可这话刚说完，姑父就走了过来，脸色一沉，喝止道：“女人家懂什么？茹眉是为了茵茵好，为了这个家好！你少管闲事。”姑姑便噤了声，低下头，眼神里的愧疚更深了，却再也不敢多说一句话。

    我这才想起父亲当年的话。他看人，是准的。黄中雄确非善类，自私自利，眼里只有利益；而黄茹眉，不过是替他物色“资源”的掮客，踩着别人的梦想，为自己谋利。

    伦敦的雾，不只是天气，更是人心。这里的天空总是灰蒙蒙的，像被一层薄纱笼罩，看不清真相。我感到自己像一株被移植到污浊土壤里的茉莉，周围是肮脏的算计和虚伪的笑容，我努力汲取着仅有的阳光，却快要窒息。

    夜晚，躺在窄小的床上，听着窗外陌生的车流声和楼下餐馆关门的声音，我总会想起家乡。想起茶园里清新的空气，想起父亲炒菜时厨房里的烟火气，想起哥哥在灯下给我讲题的身影。泪水便无声地浸湿了枕头，我一遍遍地问自己，我的选择，错了吗？如果当初我留在家里，和哥哥一起面对困难，会不会比现在好？

    黄茹眉的“好意”在升级。她不再满足于带我参加聚会，开始暗示我，有一位“李老板”很欣赏我，说我聪明伶俐，模样又好，想与我“交朋友”。她还说，这位李老板很有实力，若是能得他青眼，我以后便不必在餐馆辛苦洗碗，他还能资助我去好的学校读书，甚至帮我办理英国的居留证。话说得委婉，意思却露骨得让人恶心。

    我惊惶失措，像受惊的小鹿，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拒绝，可黄茹眉总是软硬兼施，一边说这是为我好，一边又暗示我若是不听话，在伦敦便无依无靠，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我害怕了，想念家栋，想念那个虽然清贫却温暖的家。

    我偷偷找了个公用电话，按照记忆里的号码打回家。接电话的是邻居张婶，她说家栋考上了省城最好的大学，已经去报到了，临走前还到处打听我的消息，疯了一样地找我，去了黄茹眉家，去了县城的车站，却什么都没找到。后来收到我从伦敦寄出的信（那是我初到时，按照黄茹眉给的地址寄的，信里全是报平安的话，不敢提半句辛苦），他才稍稍安心，留下话，让张婶若是接到我的电话，一定要转告我，让我照顾好自己，等他毕业，就来找我。

    张婶还说，家栋在大学里很努力，一边读书一边打工，还问了好几次我的情况。哥哥的声音仿佛还在耳边，他说要来接我，他说会照顾我。这成了我黑暗中唯一的光，像寒夜里的一点星火，支撑着我不倒下。

    我不能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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