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并不是让他们对抗执法者，而是让他们学会用法律保护自己，这是法治社会的基础……”

    “张律师，我不懂什么法治社会的大道理，但我懂一个最朴素的理。”一个浑厚的声音突然响起，打断了张维钧的话。说话的是坐在李晓梅旁边的中年男人，他叫郑国强，是那个曾被赵天霸打断腿的砖厂主郑国栋的儿子。他个子不高，身材微胖，穿着一件普通的蓝色T恤，站起来时，能看到他走路的姿势有些轻微的跛。

    “三年前，我父亲因为不肯给赵天霸交保护费，被他的手下打得躺进医院，腿断了两根，砖厂也被他们砸了个稀巴烂。”郑国强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掷地有声，带着一种历经苦难后的沉重，“那时候，我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找遍了所有能找的地方，都没人敢管。是警察，是雷局长带着人，冒着生命危险把那些混混抓起来，还了我们一个公道；是政府，给我们提供了救助，帮我们重新把砖厂开了起来。现在我能坐在这里，我的孩子能安安心心在这所学校读书，不用害怕被人欺负，不用担心明天会无家可归，是因为有人用命把那片黑天捅破了，给我们带来了光明。”

    他的目光扫过台上的嘉宾，语气带着一丝质问：“各位专家说的‘独立思考’、‘质疑精神’，我听着都很好，也很向往。但我想问问：如果三年前，凌源的警察都忙着教孩子‘质疑权力’，谁来抓赵天霸？谁来保护我们这些老百姓？如果那时候，老百姓都学会了‘不盲从’，都害怕被报复而不敢站出来作证，那赵天霸这样的恶人是不是至今还在逍遥法外，继续欺负我们？”

    他的话很朴实，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像一块沉甸甸的石头，扔进了精心装饰的池塘，激起了层层涟漪。台下的家长们纷纷点头，掌声第一次发自内心地响了起来，虽然不算热烈，但很坚定。

    王海燕连忙站起身，试图圆场：“这位家长，您说的是扫黑除恶的特殊时期，和今天我们讨论的素质教育话题，可能不是一回事……”

    “是一回事！”一个带着哽咽的女声打断了她。第三位家长站了起来，是个年轻的妈妈，看起来只有三十岁左右，怀里还抱着一个两岁左右的孩子，孩子睡得很沉，眉头却微微皱着。“我弟弟叫周小斌，是凌源县公安局的警察，牺牲的时候才二十三岁。”

    她的声音一开始很平静，但说到“牺牲”两个字时，还是忍不住哽咽了，眼泪顺着脸颊滑落：“他从小就想当警察，读书时也学过‘独立思考’，但他思考的结果是：这身警服穿上了，就意味着责任，意味着要保护老百姓。所以三年前，在城西棚户区的缉毒行动中，面对歹徒扔过来的手榴弹，他没有时间问那三个问题——没问歹徒有没有权力扔手榴弹，没问法律依据是什么，没问自己不扑上去会怎样。他只知道，身后有他的战友，有附近的居民，有像在座各位一样的普通人。”

    她抬手擦了擦眼泪，声音变得坚定：“他扑上去了，手榴弹爆炸了，他用自己的命，换了其他人的安全。他现在躺在烈士陵园里，墓碑上的照片还那么年轻，那么爱笑。如果他知道，有人用他拼死保护的孩子，来培养对警察的‘质疑’和‘对抗’，他会不会寒心？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心里又怎么能好受？”

    报告厅彻底安静了。连快门声都停了下来，记者们放下了手中的相机和录音笔，默默地看着这位年轻的母亲。空气仿佛凝固了，只剩下她轻微的啜泣声和孩子均匀的呼吸声。

    李建平脸上的笑容终于僵住了，再也维持不住那份儒雅和从容。他缓缓转过头，看向陈雅娟，眼神里闪过一丝厉色，带着明显的不满和质问。陈雅娟的脸色苍白如纸，嘴唇微微颤抖，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真正的阳光与永恒的守护

    座谈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尴尬沉默。主持人几次张了张嘴，想开口挽回气氛，但看着台下那些眼神复杂的家长，看着那位年轻母亲脸上未干的泪水，话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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