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一旦被纳入双一流建设核心评价内容，高校为了落实工作，容易将任务分解细化，若不分学科、不分研究方向简单推进，就会让基础研究、人文社科教师也承受不必要的负担。

    我的话刚发出去，群里安静了一会儿，紧接着，更多的人开始发言，有认同的，有补充的，也有提出不同看法的。

    老赵（某双一流高校理科教授，深耕基础研究）：@鹿鸣 老鹿，你说得太对了！我搞了一辈子基础物理研究，研究的都是一些前沿理论，这些理论的转化，可能需要十年、二十年，甚至更久，短期内根本不可能看到经济效益，更别说转化金额了。可现在，学校要我们短期内完成转化指标，这不是违背学术规律吗？

    老赵：我记得前些年破除 “五唯”，初衷是纠偏唯论文、唯学历、唯奖项、唯帽子、唯资历的畸形评价，回归学术本质与育人初心。那时候，我们都以为，终于可以沉下心来做学问了，不用再为了论文数量、奖项头衔而焦虑。可结果呢，部分高校在执行中出现偏差，评价体系更侧重项目、经费与人才称号，只是把原有评价权重调整，又带来了新的压力。

    老赵：未优化评价之前，我们这些普通青年，即便没有人脉、没有资源，只要沉下心做研究、写论文，靠实打实的学术产出，尚能完成基本聘期考核，守住岗位底线。可之后规则调整，仅有论文远远不够，经费到账额、项目级别、人才称号，成了核心评价内容。没有国家级项目、没有横向经费，即便学术成果再扎实，也可能面临考核压力、岗位调整等情况。

    老赵：现在又来一个成果转化指标，对于我们这些深耕基础研究、不擅长市场对接的普通教师而言，无疑又多了一项难以完成的任务，要么违规应付，要么放弃科研迎合指标，我们的学术初心，一次又一次被挤压，真的快撑不下去了。

    老陈（某高校科技管理处工作人员，跟我是同行）：@鹿鸣 @老赵 各位老师，我来说句公道话。作为科技管理工作人员，我也知道大家的难处。我们每天都在跟各项工作要求打交道，上级部署工作任务，学校落实到学院，学院细化到教师，我们夹在中间，也在努力平衡各方需求。

    老陈：其实，根据我了解的情况，这次的成果转化指标，政策层面是有充分考虑的，并不是要简单统一要求。比如，有文件明确提到，要区分应用型科研团队和基础研究团队，成果转化指标主要面向应用型科研团队、重点实验室，不应该强行分摊给所有教师，要兼顾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差异。如果真能按照这个要求执行，这项政策其实是务实高效的，既能推动科技成果落地，也能保护基础研究领域的教师。

    老陈：可问题在于，在实际执行中，如果缺乏精细化管理、简单化推进，原本科学的设计就容易在落实中出现偏差。上级给学校定总目标，学校为确保完成，会给各学院明确任务，学院再分解到教研室、教师，若不区分学科差异，就容易变成 “人人有指标、人人要转化”。

    老陈接着说道：“而且啊，如今许多高校在技术转移团队建设、专业服务保障方面还存在不少短板，这些难点堵点，让实验室里的优质成果走向市场变得格外艰难。大部分教师并不熟悉成果转化全流程，急需专业人士与专门机构协助。可惜的是，当前高校中专职负责成果转化的专业力量还比较薄弱。”

    据统计，在欧洲一些发达国家，科研人员跟技术经理人的配备比率大概是 25:1；反观我们，高校专任教师数量庞大，但全身心投入成果转化的专业人员仍有较大缺口。教师们想转化成果，缺少指导、缺乏协助，只能自己摸索，最后要么半途而废，要么无奈应付。

    听到老陈的话，我深表认同。作为干了四十年科技管理的老炮儿，这些问题我比谁都清楚。我紧接着说道：“没错啊！老陈所言极是，政策本身出发点非常好，只是在具体落地时需要更精细的举措。此外，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难题 ——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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