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叹了口气，语气里满是自嘲与无奈：“我这个副院长，说白了，也算是个‘高级工蜂’，比普通教师多了一份责任，却也多了一份煎熬。上面要我抓考核、抓科研、抓升学率，一点点都不能松懈；下面要安抚老师们的情绪，倾听他们的委屈，协调他们的矛盾；我自己还要搞科研、带学生、上课，每天忙得脚不沾地，经常加班到深夜，可到头来，考核分数还是跟不上那些‘学术明星’，收入也没比普通教师高多少。有时候我都在想，我这么拼命，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那份所谓的‘体面’，还是为了当初那份教书育人的初心？可这份初心，现在已经被考核压得快要看不见了。”

    我拍了拍李斌的肩膀，心里满是心疼与理解。“这就是改革带来的第二个核心局面——教师群体的两极分化与‘工蜂化’。”我缓缓说道，语气里满是沉重，“考核机制就像是一个无情的筛子，把那些有资源、有关系、会钻营的人筛了出来，让他们越来越强，越来越风光；而那些踏实肯干、默默奉献、没有背景的普通教师，却被筛到了底层，沦为‘工蜂’，甚至连基本的尊严都得不到保障，连自己的学术追求都无法坚守。长此以往，谁还愿意踏实做学问、教书育人？谁还愿意为了学术理想，坐冷板凳、守初心？”

    “还有行政权力的扩张，叔，您肯定比我更有体会，这也是最让我们头疼的事情之一。”李斌的语气缓和了一些，但依旧带着浓浓的不满与无奈，“现在‘非升即走’和量化考核搞得轰轰烈烈，‘数字’成了最高指挥棒，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我们学校的人事处、科技处，制定了一大堆详细的计分规则，繁琐又死板，每一篇论文、每一个项目、每一节课，甚至每一次会议发言，都有对应的分数，他们掌握着我们教师发展的生杀大权，一句话、一个分数，就能决定我们的前途命运。”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语气里满是疲惫：“我每天都要花大量的时间填表、报材料、跑项目、搞关系，就为了在考核中拿到关键分数，不被扣分。有时候，一篇论文的发表，不是看质量好不好、有没有价值，而是看发表的期刊有没有在学校的计分名单里，有没有对应的分数；一个项目的申报，不是看研究价值高不高、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而是看有没有关系、有没有经费支持。就连一些教授，为了考核过关，为了拿到更高的分数，也不得不放下身段，去讨好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看他们的脸色行事，这反而强化了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压制，让学术失去了应有的尊严。叔，您说，这正常吗？学术的尊严，在哪里？我们这些搞学术、教书的，到底是为了做学问，还是为了应付行政考核？”

    听到这里，我忍不住叹了口气，心底的无奈与痛心又多了几分。行政权力的实质性扩张，是我这几年最头疼、最反感的问题。我从事科技管理四十年，深知行政部门的职责是为教师服务、为学术服务，是为了给教师创造更好的科研、教学环境，可现在，很多行政部门却本末倒置，把自己当成了“管理者”，把教师当成了“被管理者”，制定各种繁琐的规则，层层加码，让教师们疲于应付，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根本没有心思去搞学术、做研究。

    “你说的这种情况，在我们学校也一样，甚至比你们更严重。”我缓缓开口，语气里满是无奈，“这就是改革带来的第三个核心局面——大学行政权力的实质性扩张。量化考核看似公平、公正、公开，实则给了行政部门很大的权力空间，让他们有了可操作的余地。他们可以随意调整计分规则，可以随意解读考核标准，甚至可以利用考核权力，谋取私利，打压那些不迎合、不讨好他们的教师。很多教师，为了在考核中过关，为了保住自己的岗位，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应付行政部门的各种要求，去跑关系、送人情，反而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搞学术、做研究，渐渐偏离了自己的初心。”

    “还有师德师风和学术伦理的异化，叔，这一点，我真的深有体会，也亲眼见过太多让人寒心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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