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在标准化考试中吃亏。他不怕自己教学创新被质疑，却怕因为自己的尝试，影响了学生最在意的绩点，耽误评奖、保研、升学。这份责任，让他每一步都不敢轻举妄动。

    其次是硬件的束缚。他们的教室限网，很多AI工具、在线数据库无法现场演示；而且，即使放开网络限制，但没有配套设备的支持，就连最基础的实时操作都难以实现。于是，他空有一套AI赋能古代文学的教学设计，却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想改革，没有环境；不改革，又不甘心守着旧模式，陷入学科倒退的危机。

    事实上，比教学更紧迫的，是学术与职业的双重压力。他手头还压着两项关键任务：一是人工智能与古典学范式变革的系列论文，这是当前人文学术的前沿“预流”之作，一旦停下，就可能错过学术风口；二是受嘱托，必须在今年完成的《诸子学通史·明清名学史》书稿（20万字以上）撰写。真的是分量重、时间紧，且直接关系到科研绩效与职称晋升。这两项工作，任何一项松懈，都可能影响未来多年的职业发展。

    与此同时，他还要为研究生设计人工智能与人文学术的通识课程。一边是本科生的统考绩点、课堂限制，一边是研究生的前沿培养、学术创新，两边都不能敷衍。关键是，教好了，是分内之事，难有额外认可；可一旦教不好，就不仅会导致某种程度的自我否定，更会陷入持续的精神内耗。

    李教授的倾诉，让我久久不能平静。我想起了这些年，高校里那些身处传统文科、又试图拥抱新技术的教师，他们大多都在经历类似的挣扎。他们是守夜人，也是点灯人；既要传承古典的温度，又必须要开启未来的光明；既要对学生负责，又要对学科负责；既要对得起职业，又要对得起内心。没错，就是有这么多既要——又要！所以，他们很容易精神内耗，很容易在坚守与创新之间徘徊不定。

    李教授说，他已经开始精神内耗了。想创新，却担忧会影响到学生们的成绩和学分；想要墨守成规，却清楚地意识到所教授的科目已经走到了尽头；想要全身心投入学术研究，却又因为各种紧急情况而被迫承担更多的教学任务；想要积极接纳人工智能带来的便利，却受到种种规章制度、硬件设施以及软件平台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实际上，他并非毫无头绪，对于如何将先进的科技手段与经典的文字作品、深邃的哲学思考完美融合在一起，并且赋予古老的文学形式新的生命力，他心中都有清晰明确的规划蓝图。然而残酷的现实环境如同一张无法挣脱的大网，死死地束缚住了他前进的步伐，令其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之中。

    说实在的，我非常能够体会到他此时此刻内心的苦楚滋味儿。毕竟自己已经在高等院校里摸爬滚打整整四十个春秋岁月啦！期间目睹过数不清类似这般痛苦纠结且无可奈何的场景画面。特别是最近这几年时间以来呀，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整个高等教育领域正面临着一场史无前例的巨大变革浪潮呢！虽然这种变化显得有些润物细无声的感觉，但它确实给我们这些身处其中之人造成极其深远持久的影响啊！无论是人事聘用制度逐渐变得严格苛刻起来也好，还是各个学科专业之间的发展态势呈现出此起彼伏之象也罢，甚至包括那些拥有高层次学历背景人才群体在寻找工作机会时所做出的抉择等等……所有这一切无不表明：曾经一度以悠然自得、气定神闲形象示人的高校体系，现如今同样无可避免地卷入进当代职场那种充满焦虑情绪和激烈竞争氛围当中去喽！

    就拿“非升即走”这项制度来说，曾几何时，它是国内高校引进青年人才时最常用的那把尺子。它的初衷并不坏：给年轻人一个明确的赛道，跑得好的留下，跑不动的另寻出路。但这些年，这把尺子开始被重新审视。一则招聘信息在学术圈里引起了不少讨论，某东部沿海高校在人才引进公告中明确写道，不设“非升即走”机制，不搞竞争性淘汰。紧随其后，陆续有高校在招聘中标注“无非升即走”的字样。一时间，有人猜测这项延续多年的制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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