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级的科技进步奖、发明奖，还有一级学会的成果奖。这些奖项分量很重，哪怕是参与其中，都有可能获得破格晋升的机会。第二类是指导学生学科竞赛获奖，比如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挑战杯’系列竞赛，只要指导学生拿到国家级奖项，就是很大的加分项。不过您可能也听说过，有些地方存在竞赛获奖明码标价的情况，这种歪门邪道可不能走，一旦被发现，不仅晋升无望，还会影响个人声誉。”

    “第三类是教学类成果奖励，一般需要国家级或省部级的奖项，这和我们之前说的教学赛道是相辅相成的。要拿到这类奖项，不仅需要课上得好，还需要会策划、会总结，相当于要当导演、演员，还要找好‘群演’和‘投资方’，难度不小。第四类是标准和专利，以学校名义制定并形成国家、行业标准，或者获得相当数量的国家授权发明专利，在理工科的职称评审中也很有分量。不过最近两年，标准制修订收紧，高校申请专利的难度也变大了，主要是一些利益链条扰乱了正常的秩序。”

    “第五类是决策咨询报告、智库成果、人大建议案、政协提案等，如果这些成果被国家或省级主要领导肯定性批示，或者被厅局级部门采纳应用，产生了重要的经济社会效益，也能加分。不过这类成果对个人的人脉和资源要求很高，一般的青年教师很难接触到。”

    听完我的梳理，张建国沉默了很久，语气有些沉重地说：“这些附加题，对小张来说，难度也不小啊。鹿老师，您说，以小张现在的情况，该怎么融入这个环境，做好这些事情呢？我听他说，他们学院的资源好像都集中在少数几个大教授手里。”

    我的语气也变得严肃起来：“张总您说到点子上了，这也是当前高校科研生态的一个普遍现象——资源高度集中在少数成功人士手中，职称评价与晋升体系非常依赖获取这些资源的能力，而这些少数人又掌握了话语权和决策权。对于那些刚刚踏入职场的年轻教师而言，如果他们希望能够在这样一个充满挑战的环境中立足并取得一定程度的进步与成长，那么通常情况下都不得不舍弃掉那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独立自主性，并积极地融入到当前已经存在着的各种资源体系当中去才行。

    其实，这并非仅仅只是某个人所做出的一种自主选择而已；相反地，可以将其看作是在巨大压力之下人们采取的一种无奈之举——毕竟只有如此做了之后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继续存活下去以及谋求进一步发展的目标啊！”说到这里的时候，只见他稍稍停顿了一下，但紧接着又开口说道：“至于说具体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达成上述目的呢？实际上，主要还是可以归纳成以下这么两个方面吧……”

    “这种模式下，小张的研究自主权会不会受到限制啊？”张建国担忧地问道。

    “肯定会受到限制。”我坦诚地说，“但这是在严苛环境中苟活下来的基本保障。现在的学术研究，越来越转向资源驱动和关系驱动，而不是纯粹的问题驱动。青年教师的精力会被大量非研究性工作挤占，那些需要长期积累、**险但可能带来突破的原创性探索，往往没人愿意做。”

    “那有没有什么破局的办法呢？”张建国皱着眉头，一脸忧虑地问道。我轻轻叹了口气，语气中透露出一丝无奈：“在现有的框架下，想要真正打破局面并非易事。与其说是破局，倒不如说是在这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内部展开一场激烈的博弈，并耐心地等待时机成熟。”

    我顿了顿，继续说道：“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当他们被嵌入到这样一种体系之中时，必须全力以赴去实现那个至关重要的身份转变——从依附于某个组织或机构，逐渐成长为一名独立自主的学术 PI（首席研究员）。只有通过充分利用所在平台所提供的各种资源，不断积累丰硕的研究成果，才能够有机会成功转型成为拥有自身独特标识的‘人才帽子’或者承担起那些备受瞩目的重点项目，进而摇身一变，晋升为全新的资源汇聚点。然而，以当前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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