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十一月的北平，已褪尽了最后一抹暖意，寒气从砖缝瓦楞间、从枯枝败叶里，丝丝缕缕地渗透出来，刺入肌骨。

    然而，比身体上的寒冷更令人心悸的，是弥漫在这座千年古都里，那无处不在、沉甸甸的绝望气息。

    它像一层无形的雾霭，笼罩着紫禁城的金瓦，缠绕着胡同口的槐树，压在每一个人的心头。

    金圆券的贬值速度，早已脱离了任何经济规律的掌控，变成了一场疯狂而丑陋的赛跑，一场将普通百姓仅存的一点希望，无情碾碎的残酷游戏。

    早晨揣着一迭厚厚的还带着油墨味的钞票出门，或许还能换回一袋面粉；若等到下午，恐怕连半袋粗糙拉喉的杂和面都买不回来了。

    报纸上依旧通篇累牍地刊载着“整顿金融”、“平抑物价”的煌煌公告，但在早已看透一切的市民眼中，这些白纸黑字已然成了最辛辣、最无奈的讽刺。

    民间交易，早已自发地抛弃了这堆急速褪色的花花绿绿的废纸。

    硬通货重新回到了舞台中央。

    沉甸甸、叮当作响的“袁大头”，以及印着陌生外国头像、在暗地里被视为更保险的外币，成了真正的一般等价物。

    更多的，则是回归到了最原始的以物易物。

    一块力士牌肥皂能换几斤棒子面，一尺阴丹士林布或许能换来几个填饱肚子的窝头，一只旧怀表可能换来一家子几天的口粮。

    这种古老交换方式，在这座曾以现代文明自诩的城市里荒谬而又必然地复苏着，诉说着货币信用的彻底崩塌。

    与经济崩溃相伴的，是愈发令人窒息的政治高压。

    特务机构如同嗅到血腥味的鲨鱼，在全城加大了搜捕与控制的力度。

    报纸的社会新闻版块，几乎每天都有触目惊心的“红党嫌疑份子落网”或“某犯被执行枪决”的简短消息，字里行间透出的寒意足以让每个读者心头一凛。

    街谈巷议都变得小心翼翼，熟人见面，交换一个心照不宣的眼神，便匆匆别过，生怕一句无心之语隔墙有耳，招来灭顶之灾。

    一种“莫谈国事”的默契，在恐惧中凝结而成。

    火车站，成了这恐慌图景中最混乱、最喧嚣的漩涡。

    南逃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军政要员、富商巨贾，以及所有稍有门路、能弄到一张宝贵车票或船票的人，都在想方设法地逃离这座仿佛随时会被战火吞噬、或是因围困而陷入绝境的孤城。

    站台上，拥挤不堪，人声鼎沸。

    穿着体面的官员，拖家带口、满脸惶恐的商人，与亲人生离死别、抱头痛哭的学生，还有维持秩序的士兵粗暴的呵斥声、小贩趁机兜售高价食物的叫卖声、以及火车汽笛那撕心裂肺的长鸣……

    所有声音混杂在一起，交织成一幅绝望而疯狂的战乱流民图。

    正是在这种高压和混乱达到顶点的氛围下，朱明轩果断地向阳光明下达了“蛰伏”的指令：

    暂时静默，停止一切非必要的横向联系与活动，彻底回归“正常”的市民生活，像千万个普通北平人一样，低调地、坚韧地熬过这段最危险的时期，等待时机。

    阳光明深刻地理解，并严格执行了这一指示。

    他迅速将自己的生活调整到一种极其规律甚至略显刻板的状态：

    每天上午，他几乎都待在东厢房里，伏案“翻译文稿”，那厚厚的外文书籍和写满字迹的稿纸，成了他最好的掩护。

    下午，他会按时出门，前往朱老师家“请教问题”或“讨论工作”，路线固定，举止从容。

    偶尔的其他外出，也多是去附近的市场转转，谨慎地补充一些家中必需的日用品，如食盐、火柴、灯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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