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前的阳光，白花花地铺满了红星国棉厂的厂区。

    空气黏糊糊的，吸进肺里带着一股子棉絮和尘土混合的沉闷味道，一丝风也没有。

    阳光明放下手中刚刚校对完的最后一页生产简报，搁下蘸水钢笔，长长地吁了一口气。那气息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显得格外清晰。

    这口气，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

    入职以来的紧张忙碌，如同绷紧的弦，终于在这一周稍稍松弛下来。

    文件处理愈发得心应手，与各车间、科室的对接也日益顺畅。

    这份难得的清闲，像水底的泡泡，咕嘟咕嘟地冒上来，把一直沉在他心底的那件事也顶到了眼前——该去找找蔺书楠了。

    蔺书楠，这个名字一浮上心头，阳光明眼前就晃过一张总是带着明朗笑容的脸。

    他们二人是初高中同窗，在一个教室里厮混了整个少年时代。虽然不是最要好的同学，但关系一直都还不错。

    记忆里的蔺书楠，热情得像个小太阳，爱说爱笑，尤其痴迷那把小提琴。

    放学后，空荡荡的音乐教室里，常能听到他清亮的琴声，像山涧溪流，叮叮咚咚地流淌出来，引得路过的同学忍不住驻足。

    那会儿的阳光明，还曾是他的忠实听众。

    可上次听老同学邬宏涛提起，书楠也进厂了。不是凭借什么特长，而是顶替了他母亲留下的名额。

    只是，他顶替的不是母亲生前的办公室岗位，而是被分到了厂里最苦最累、人人避之不及的装卸队，扛大包。

    “整个人都变了。”邬宏涛当时摇着头，语气带着惋惜，“闷葫芦一个，脸上一点笑模样都没了，走路都低着头，像是…像是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

    这话像根小刺，扎在阳光明心里。

    他试过两次。

    一次是在下班的人流里，远远看见蔺书楠从堆场那边出来。他肩上扛着一个巨大的棉纱包，身体被压得佝偻着，每一步都踩得沉重。

    阳光明刚扬起手，嘴里的“书楠”还没喊出口，对方就像受惊的兔子，猛地一拐，几乎是拖着步子，仓皇地钻进了一条堆满废弃零件的岔路，只留下一个灰扑扑、迅速消失的背影。

    另一次，他特意在装卸队午休的棚子外头等候。

    蔺书楠端着破旧的铝饭盒出来，一眼就看到了他。可那眼神，不是惊喜，而是瞬间的慌乱和巨大的难堪。

    他迅速低下头，仿佛地上有金子，就站在离阳光明几步远的地方，背对着他，只顾着摆弄手里那副麻线手套。

    那手套脏得发黑，边缘磨得起了毛，露出里面的线头，他反复地捻着、抠着，仿佛那上面有无穷无尽的花纹值得研究。

    阳光明静静地站了好几分钟，棚子里其他装卸工投来好奇或探究的目光，气氛尴尬得让人窒息。

    最终，他只能默默转身离开。

    那份刻意的、冰冷的疏离，像一堵无形却异常坚固的高墙，硬生生地隔开了曾经的亲密。

    阳光明理解那份沉重。

    家庭的巨变——父亲被带走劳动，母亲在忧惧交加中病逝，顶替名额带来的卑微身份——这一切，如同沉重的铅块，在蔺书楠身上烙下了看不见却深入骨髓的印记。

    他自觉低人一等，背负着无形的枷锁，在任何地方，尤其是在熟悉旧日光环的故人面前，本能地只想躲藏，把自己缩进最不起眼的阴影里。

    可几年的同窗情谊，那些一起打球、一起听琴、一起胡闹的日子，是真挚的！

    阳光明不愿看着曾经那么鲜活的一个人，在这片灰暗的泥沼里越沉越深，被彻底淹没。

    哪怕只是一缕微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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