帆布包冲过来，辫子上的蝴蝶结晃得人眼晕：“哥！哥！我刚在宿舍楼下听见广播，说你的《红绸》要全军阅读！

    我们宿舍其他室友都羡慕哭了，说‘你哥也太厉害了，写的连部队都要学’！”

    许晓梅说着掏出个牛皮纸信封，里面是大哥许建军从前线寄来的信：“对了！大哥也来信了！他说在连队阅览室看到了《清明》创刊号！”

    许成军接过信，大哥的字迹比以前潦草了些，却依旧有力：“成军，连队里现在天天组织读《红绸》，有个新兵读哭了，说以后也要像黄思源那样，守好祖国的边防线。你这写得好，比我们讲十遍大道理都管用。”

    《红绸》的叙事结构和故事的真情实感让其在这个时代无限的展现其魅力。

    尽情的期待《清明》第二期吧。

    第二期，连载结束，清明单行本也就不远了。

    晚上，许成军再一次钻到了图书馆。

    《沪上文学》茹大姐已经催稿两三次。

    他因为除了写作的事一直拖着，这周也该把这篇中篇写的差不多了。

    他本想写篇轻快的校园故事。

    可白天南京军区的电话、大哥许建军的信，还有陈登科那头“全军传阅”的喜讯

    让他满脑子都是“时代与个人的牵绊.

    反倒想起前阵子在淮国旧淘货时，听一位老工人说的红旗机械厂往事。

    那老工人姓陈，鬓角斑白，当时正蹲在旧机床旁擦零件，手里攥着个印牡丹的铁皮盒子，说“这是 1950年上海产的八音盒，我闺女小时候最稀罕”。

    许成军当时还凑过去看，盒盖里的《茉莉花》旋律早就哑了，却透着股过日子的温乎气。

    现在想来，那盒子里藏着的，或许就是另一个故事。

    就像《红绸》里黄思源的木梳，藏着没说出口的牵挂，这八音盒里，

    彼时的上海，

    红旗机械厂刚接到通知，

    那是她父亲，工厂的后勤科长，年年评“劳动模范”，车间里谁提起他都竖大拇指，说“陈科长待人和善，连扫地的大爷都给递热水”。

    可陈招娣心里却揪着。

    她年幼不懂事，

    她趁着父亲要搬新宿舍，主动提出帮着收拾旧物。

    父亲的铁皮箱里，除了泛黄的“劳动模范”奖状，还有个熟悉的物件——正是那只印着牡丹的铁皮八音盒。

    1958年她十岁生日，父亲攥着这盒子，手心里全是汗，说“托人从上海百货商店抢的，国产的，比洋货结实”。

    当时她抱着盒子听《茉莉花》，连睡觉都揣在怀里，后来搬家时不小心摔了次，旋律就哑了，父亲还蹲在灯下修了半宿，说“等闺女长大了，咱们再买个新的”。

    陈招娣摩挲着盒身的牡丹纹，忽然发现底座松了——许是当年摔的那下没修好。

    她找了把小螺丝刀拆开，想把松动的螺丝拧紧，却触到了张硬纸片——

    不是零件，是张泛黄的通行证，姓名栏写着“陈阿福”，日期是 1943年。

    更让她手脚冰凉的是，通行证背面用铅笔写着三个名字，旁边还画着个小小的“×”，她猛地想起前几天老邻居王桂英找审查小组时说的话：“1943年，我男人，他是地下党啊！”

    陈阿福，是父亲没改名前的名字。

    那天晚上，陈招娣把通行证按在桌角，看着父亲端着搪瓷杯进来，杯沿还沾着米汤。

    父亲总说“新宿舍的暖气足，以后不用再蹲灶膛旁热饭了”。

    可当她把通行证推过去时，父亲手里的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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