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破口大骂，虽然没有针对我，而是针对许老师，但仍旧使我备受打击，且气愤不已。然而作为当事人，许老师却跟没事人一样，脸上毫无波澜，继续深入且耐心地和中年妇女沟通。

    许老师说，这种情况，他经历多了，也早习惯了。不过有时候，他也免不了要发发牢骚，私底下发泄一下。毕竟，是人都难免有情绪，能做到当时不发火，许老师内心已经很强大了。

    相较于打击，我对“被当作座上宾”更加向往，虽然这样的次数不多，但足以让我对记者行业产生无限美好的憧憬。

    记得有一次，市劳动局开会，局长亲自招待我们，并让我们坐在第一排位置，且好吃好喝的招待。怕我们写稿不方便，会后还主动把演讲稿给到我们，送开车送我们回报社。

    只是，这样的案例实在不多，以致随着采访越来越密集，对正常休息时间的叨扰越来越深，加之采访中的各种糟心事，导致我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丝厌烦和退缩情绪。加之，跟许老师接触久了，他对报社领导的不满情绪，也多少会对我产生一些影响，以致使我对做一名报社记者产生了失望。

    记得有几次，许老师交上去稿子，因为可能涉及广告客户的负面，报社领导怕对下个季度的广告收入产生影响，故而反复打回来让修改。后来许老师即便按要求修改了，报社领导仍旧迟迟不同意刊发，一直压着。压着压着，新闻时效性过了，舆论的声音淡了，见刊也便没意义了。

    还有一些情况，也令许老师倍感无奈和愤慨。比如有次，许老师按照领导的要求做了采访，并且写了一篇很能引发讨论的深度稿，编辑部主任也赞赏有加，可临见刊的节骨眼，却悄悄地掉了包，换成了其他同事的文章。经打听才知道，原来文章中涉及的某企业主动找到报社，以连续投放1年整版广告的方式，换得了撤稿。

    许老师在报社工作6年，很理解报社的难处，也知道有营收，才能支撑报社活下去，才能支持他们记者做各种采访活动。但从良心上讲，许老师有时候也很难过自己这一关。

    许老师不是没想过离职，可换到另一家报社，又有什么分别呢？何况许老师对记者行业如此热爱，又舍不得转行到一个陌生的行业得过且过。

    而对我来说，报社实习到底不同于在校报记者团。校报记者团不需要考虑营收和养人的问题，学校有财政作支持，但报社往往需要自力更生，需要商业化，不可能完全理想主义。有时候，委曲求全和忍辱负重，便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作为一个即将毕业，涉世未深的大学生，我对“理想主义”抱有一种赤诚的向往，容不得违心的工作和生活。而很多时候，“理想主义”既是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同时也是容易灼伤自己的烈焰。

    因为抱有对报社工作的美好幻想，导致我很难接受如今这样的报社工作，更对记者这个行业产生了偏见。以致三周过后，开始对报社实习兴趣寡然了。

    最后一次采访任务，是去一家养老院。当时，石河某职业技术学院组织大一学生志愿者去养老院做清洁工作，主要是打扫门窗、拖地板之类。因为比较常规，且养老院距离学校比较近，许老师便让我一个人过去做采访。相机方面，因我说自己有，许老师便让我带过去，多拍几张照，以备不时之需。

    那天恰好是周六，我原想好好休息一下，结果计划被打乱，不免有些心烦意乱。采访完，要写稿，写完免不了还得修改，这个周末估计要泡汤了。并且，根据之前的经验，我写的稿子，大概率不会见刊。许老师带我一起采访时如此，我自己单独采访，估计更是如此，何况这么常规的采访，见刊的几率也不大。许老师之所以放心让我自己过去，也是为了锻炼我独立采访的能力。

    对于这次采访，我嘴上说着同意，但心里却一百个不情愿。可即便如此，该做的工作还是要做。

    志愿者大概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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