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兴楼，天字一号包厢。

    朱寿闻言寻思良久，方疑惑问道：“这么好用的法子，为什么太祖爷不用？太宗也不用，历代的皇帝都不用？”

    “首先祖宗没有不用，我大明从来都是有工商税的。”苏录早就作足了功课，沉稳答道：

    “太祖爷早在龙潜之时，便已开征酒醋之税、收官店钱；及登吴王位，更专设征税之司——在京为宣课司，府县为通课司，这是《诸司职掌》里明载的建制，陛下一查便知。”

    “太宗皇帝迁都北京，盐税照征、朝贡抽分不辍，这都是工商税；历代皇帝也皆沿袭此制，只是从未像土地税那般下过狠功夫，故而收得少、见效微，工商税始终只占全国财税的半成不到。”朱寿便听他条理清晰道：

    “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三。其一，太祖定鼎之初，天下刚经战火，百里无人烟，千里无鸡鸣，堂堂扬州城仅存十三户人家。彼时天下第一要务是‘劝农归田’，连耕田的人都凑不齐，还能有做买卖的？工商业是要建立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没那个条件知道吗？”

    说着他看一眼朱寿：“这种情况下，上哪里去收工商税？”

    “嗯嗯。”朱寿点点头，苏录讲东西从来都是这样有理有据，深入浅出，让他能听得进去还很信服。

    “其二，税率太低了。国初工商税沿袭元制，原是十五税一，太祖爷为休养生息，特意降至三十税一。彼时工商不兴、税源太少，税率高低都收不上几两银子。所以还不如低一些，尽快恢复民生。”

    “其实当时全国都在恢复元气，百姓只要回来种地，就给种子耕牛，还免税五年。所以相较而言，太祖也没有优待工商。”苏录接着道：

    “但土地税是江山根基，占了财政收入七八成，五年免税期一过便足额征收；而工商税那‘仨瓜俩枣’，根本没人重视，也没人想着去调整税率……别人涨了它没涨，结果就成了商人赚的最多，交税最少的可笑局面。”

    “那就给它涨上去啊。”朱寿道。

    “这就是第三个原因——利益集团的阻挠。”苏录道：“随着天下承平，加之税率奇低，自宣德以来，江南工商业渐兴，盐业、织造业、制瓷业、茶业……百业兴旺，大商人富可敌国。当然没有官面上的保护，再有钱也不过是小儿闹市持金——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所以商人们发了财，便死力供子弟读书考科举——这读书本是烧钱的营生，江南又是文教昌盛之地。如此百年下来，您猜怎么着？”苏录一摊手。

    “还能怎么着？！”朱寿翻翻白眼道：“就现在这样了呗。”

    “没错。”苏录颔首道：“如今朝堂上，大半文官出自江南，阁部大臣更是七成以上皆南人。他们的家族，本就是那些盐场、织坊、瓷窑、茶山的主人……当然，他们要读书做官，是不会插手生意的。”

    “事实上，大家族已经形成了一套完美的分工——有人经商赚钱，有人读书求仕。经商的先供养读书人，读书人一朝出仕，便成了商人铁打的保护伞。”苏录言之凿凿道。

    他这话绝非虚言，因为他家里走的就是一条这样的道路。

    再比如他的座师，天下敬爱的穷阁老，京城相府里只有三只羊咩咩叫。但是祝枝山那个大嘴巴说过，王家早已经给他修好了园子，连名都起好了，叫‘怡老园’。

    所以王阁老说想辞职回家养老，那绝对不是客套话……

    但王鏊本身绝对是清官，而且为官多年，也没有干过任何以权谋私的事情。可王家依然能靠着他做大做强，再创辉煌。

    可见这一套分工已何其成熟。

    “等朝廷回过神来的时候，人家已经是上上下下铁板一块了。工商税多收一分，他们的家底就薄一分。历代皇帝稍一生出提高工商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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