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孔子自况！

    所以这道题既是震泽先生心境的宣泄，更是他对天下举子的期许。

    他盼后辈能读懂‘见行可之仕’的深意，入仕后面对不完美君主或专权权臣，切勿因时弊消沉、因势恶退缩。

    他希望后辈们能学孔子审时度势、不失其志，于乱局中寻行道之机，守清正之节，既不与奸佞同流合污，亦不空守清高逃避责任！

    世道浑浊而圣道不废，前路艰险而行道之心不改——这便是王鏊藏于考题中的坚守。这份‘邦无道仍欲行道’的执着，是他心目中士大夫对社稷苍生应有的担当！

    苏录不禁想起自己之前那篇引起大麻烦的《用之则行》，在境界上确实低了震泽先生一截。

    他那篇文章破题便言‘不执为要’，通篇侧重的是个人心性的超脱——‘屡经用舍，充然自安’，‘晤对颜渊，忘言相契’。

    说到底，还是偏向于‘独善其身’的修养。强调的是‘顺势应时’，若遇‘邦无道’，更多是主张‘舍则守道’，守住自身节操便已足矣。

    那时他所思所写，多是个人如何在刘瑾乱政的时代保持本心。却未曾想过，在真正浑浊到令人窒息的世道里，士大夫更该有的，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主动担当。

    可王鏊的《见行可之仕》不同。震泽先生所思的，不是个人如何避祸自守，而是如何在令人窒息的浑浊世道中，为正道寻一线生机，为苍生谋一分福祉。

    哪怕季桓子是僭越之臣，哪怕刘瑾是乱政之阉，只要有‘推行部分正道’的可能，便不肯轻易放弃这种‘于乱局中寻行道之机’的主动！

    这种‘宁在污泥中栽花，不向泉石间避世’的担当，正是他那篇文章所欠缺的——他的文章是‘向内求’，求的是个人心境的平和与超脱；而王鏊的考题是‘向外求’，求的是社稷苍生的安稳与生机。

    一为‘自安’，一为‘安世’，格局与境界，高下立判！

    苏录汗颜之余又不禁深深的感佩。原来真正的顺道守德，不该是避开乱世的污浊，而是敢于踏入污浊，却始终守得住正道的清明。

    真正的‘不执’，也不是‘用则行、舍则藏’的顺势而为，而是‘邦无道仍欲行道’的逆势坚守！

    他那篇文章，终究少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沉厚担当，缺了绝境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济世情怀。

    那么这篇文章该怎么写，也就呼之欲出了！

    苏录微闭双目，最后酝酿片刻。直到感觉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时，这才掏出温在怀中的墨盒，打开后饱蘸浓墨，提笔力就一篇雄文——

    ‘圣人仕鲁，因道可施；君子出仕，惟义是归。’

    ‘盖圣贤为仕，不执一而废权；君子立身，必顺道而合义……’

    ‘邦有道则敷政宣仁，邦无道则因机明道。不责国之尽善，惟察道之可行；不避时之多艰，惟守心之无亏……’

    ‘士之仕也，行其义而非苟合；贤之出也，成其德而非避名。观昔圣人仕于季氏，非逐虚位，实察民隐可恤、圣道可存，斯乃审时之智也——’

    ‘见其心可托，故仕不以人废；察其途可通，故道不以时迁。

    处权臣之间，清风独振；临纷乱之际，大义自明……’

    ‘邦无道而道不亡，赖贤者持守；时多艰而志不挫，恃君子担当。’

    ‘不避群小之讥，深知民生为重；不贪独善之安，唯念社稷之艰。能行一分之道，则民受一分之泽；可存一线之仁，则世留一线之光……’

    ~~

    苏录用了一个时辰，便将第一篇七百字的四书文一气呵成。

    搁下笔他才感觉口干舌燥，腹中咕咕作响，竟是又渴又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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