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光升起，刀剑落地。

    密集的铁蹄踏在街石上发出爆响。

    大街两边挂着的灯笼被疾驰的马飞一般抛在身后，飞奔的铁蹄踏闪过的街石上迸溅出一溜火花。

    名动天下的尚商坊，被包围了起来。

    关中人常说秦汉同源，汉廷所建的长安都城，大格局上法了咸阳古制，只不过规模大了许多，小布局略有变通而已。

    整个长安分为两个区域，“城”和“郭”。

    “城”是皇帝宫殿与官府集中的区域，四面有城墙，民间称为小城或王城。

    “城”外的街市区域称为“郭”，是国人、商贾、作坊集中的区域。

    春秋战国之世以来，“郭”的区域远远大于“城”，所以有“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的说法。

    至于大多少，则无定制，要取决于都市的建造目标与可能进入的人口。

    秦廷一统天下，使得咸阳的城、郭建造规模，超过了与之争霸的魏都大梁、齐都临淄，甚至超过了八百年周廷的洛阳，成为天下第一大都城。

    大汉立国，作为国都的长安，自然而然取代了咸阳的地位，也超过了从前所有都城的规模。

    举凡国都，堂皇气势在于“城”，殷实富贵在于“郭”，真正能够对天下商旅与民众生出吸引力的，还在“郭”区。

    工匠、百业、商贾、店铺、财货、器物以及国人文明，大多都在“郭”里体现出来，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郭”中商市的繁荣程度。

    商旅通则物流通，物流通则财货不乏，物流畅通则物料丰富，物料丰富而国库钱税充盈。

    春秋战国五百多载，商人商业就像无孔不入的涓涓溪流，非但渗透瓦解了古老的礼治根基，而且融通了天下财货，给官府、庶民带来了许多好处。

    商旅与工匠自由融合，商贾不再仅仅是贩卖成物的车马商旅，直接成为了制造各种器物的作坊主，如此一来，不但获得更多财富，还大大增加了影响力，形成品牌。

    秦风古朴，民众素来淡漠商人，但在煌煌大势下，也不得不对山东六国大开商门，降低税率，以此来吸引六国商旅财货大量西来，为变法图强提供物质基础。

    直到大秦一统，咸阳都城彻底落成，“郭”区的一半，都是商贾区，命名为尚商坊——崇尚商人若贤士一般。

    周廷时期那点儿可怜的官商官市早已经被生机勃勃的私商取代。

    范蠡、子贡、白圭、猗顿、吕不韦……商人势力大增，一举让华夏商业成为与农耕并存的两大经济支柱。

    巨商大贾，不仅在经济上叱咤风云，也在政治上呼风唤雨。

    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

    交通王侯，力过吏势。

    甚至，在秦末战乱、楚汉相争，社会经济凋零，粮食极度短缺之时，商贾趁机囤积居奇，操纵物价，导致“石米万钱，马匹百金“，为之出现“人相食“的惨状。

    是以，高皇帝刘邦在平定天下后，第一时间便颁布了“重农抑商”的国策，通过“贱商令”，规定商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并禁止商人及其子孙为官。

    同时，禁止商人“名田“，保护农户，避免土地兼并，防止农民流离失所引发社稷动荡。

    在律法层面上，认定农业是“本业“，商业为“末业“，引导民心、民力回归土地。

    通过限制商贾经济与社会地位，确保农业优先，力求实现“民有常产，国有所本“。

    然而，金钱的力量，远远超过了高皇帝的想象，“商愈贵，民益轻”，商人逐渐登堂入室。

    甚而，博得真龙之喜，以商人之身堂而皇之进入-->>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