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清军屯与民垦的界限，是西北土地确权工作中最棘手的一块硬骨头。

    西北边防军屯的历史，能追溯到洪武年间。

    洪武皇帝为固边防、减漕运之负，诏令戍边将士就地开垦荒地，自给自足。

    彼时朝廷对军屯地界划定得极为严苛，每一块军屯田的四至边界，皆以青石刻碑为证，一式三份的地界图册，分别存于卫所、布政使司与户部，层层核对，不容半分差错。

    那些界碑，曾如西北的胡杨一般，牢牢扎根在戈壁与良田的交界处，守护着军与民的界限。

    可连年的战乱，彻底搅乱了这一切。

    蒙古骑兵南下劫掠的烽烟，烧遍了陕甘的村村寨寨，卫所将士们或战死沙场，马革裹尸；或流离失所，四散逃亡。

    昔日矗立的界碑，要么被战火焚作碎石，要么被逃难的百姓挪去铺路修屋，要么深埋在荒草与流沙之下，再难寻觅。

    那些记录地界的图册，也在卫所被攻破、官署被焚毁的过程中遗失大半，残存的几本，也多是字迹模糊、残缺不全，再也无法作为勘界的凭据。

    乱世之中，总有人趁机作祟。

    部分卫所将领，仗着手中的兵权与乱世的混乱，开始肆无忌惮地蚕食流民开垦的土地。

    他们本是戍边的将士，却借着界碑无存、图册遗失的空子，将贪婪的目光投向了流民们辛辛苦苦开垦出的熟地。

    这些流民，多是从河南、山西逃难而来的贫苦百姓，他们响应朝廷“以工代赈，垦荒拓田”的号召，背着铺盖卷，扛着锄头，在荒滩戈壁上开垦出一片片赖以生存的土地。

    春种秋收，汗珠子摔八瓣，好不容易让荒地长出了庄稼，却无端被卫所的士兵驱离。

    士兵们身披甲胄，手持长矛，凶神恶煞地站在田埂上，对着流民们厉声呵斥：“这片地是军屯的！速速离开，再敢逗留，格杀勿论！”

    流民们手无寸铁，面对这些凶神恶煞的士兵，只能忍气吞声。

    他们曾试图找官府说理，可战乱后的县衙早已形同虚设，官吏们要么畏惧卫所将领的权势，要么收了贿赂，对他们的诉求置之不理。

    流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开垦的土地被夺走，一家人的生计没了着落，只能躲在破庙里偷偷抹泪，敢怒不敢言。

    而那些卫所将领，非但不知收敛，反而变本加厉。

    他们将侵占来的土地，重新租给那些流离失所的流民耕种，收取的田租，比朝廷定下的税额高出数倍。

    流民们为了保住一口饭吃，只能咬牙忍受，一年到头的收成，大半都进了将领们的腰包。

    这些将领靠着侵占土地、收取高额田租，一个个赚得盆满钵满，家中良田千顷，奴仆成群，而流民们却依旧食不果腹，衣不蔽体。

    如此一来，军屯与民垦的界限愈发模糊，军民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成了横亘在西北新政推行路上的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铁铉深知，这道鸿沟若不填平，流民之心便难以安定，新政也终究是镜花水月，难以在西北的土地上扎根。

    他在巡抚衙门的灯下，反复摩挲着送达的急报，看着上面流民们泣血的控诉，眼中的寒意越来越浓。

    终于，在朝廷的支援队伍抵达西安府的第三日，铁铉做出了决断。

    他亲自点齐人马，带领着兵部派员陈武、京营将领赵毅，以及二十名精锐的锦衣卫缇骑，直奔兰州卫所。

    陈武手中捧着兵部连夜复刻的军屯旧界图，那是从户部残存的图册中翻找出来的，虽有些模糊，却足以作为勘界的铁证；赵毅麾下的京营将士，一个个身披亮甲，腰佩利刃，气势如虹；锦衣卫缇骑则是一身飞鱼服，腰悬绣春刀，眼神锐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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