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主。”

    “但这般放手，那些作坊主若有私心，中饱私囊或是虚报成本，你们如何监管？人手根本不够啊！”李文兵指出关键难题。

    “我们不需要派员盯住每一个作坊主。”李岩解释道，“这三千多家作坊，雇佣了超过十万名登记在册的工匠。这些工匠，大多是我们大同社的成员，或是拥护我们政策的积极分子。

    他们清楚，作坊经营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自己的薪俸和分红。因此，他们是天然的监督者。十万双眼睛盯着，哪个作坊主敢肆意妄为？

    而且成本账目、生产效益，在工匠参与管理监督的机制下，很难瞒天过海。”

    李文兵若有所思，但仍不放心：“那如果他们消极应对，出工不出力，效率低下又如何？”

    “我们有一套‘效绩指标’。”李岩继续道：“定期考核各作坊的产出、成本、质量、创新。连续不达标的，会被警告、降低订单配额，直至最终踢出官营供应体系，让他们自己去完全市场竞争，自生自灭。

    同时，我们牢牢掌握着钢铁、大型机械、精密钟表、基础纺织、水泥等十几个最关键产业链的龙头企业和核心技术。大部分下游作坊，实际上都是这些核心产业链上的‘螺丝钉’，按照我们制定的标准和要求进行生产，不需要太多的‘自主意识’。我们只需要管好这十几个龙头，就能有效地协调和引导这三千多家附属作坊的运转方向。”

    李文兵听得频频点头，最后问道：“那么，面对此次波及全国的战后萧条，你们这套体系又是如何应对的？”

    李岩淡然笑道：“共担成本。首先，根据市场变化，统一决策降价以保持市场份额和流动性。然后，对整个产业链进行成本重新审核，从原材料到最终产品，整条产业链共同承担降价的损失，避免单个环节被压垮。

    如果最终价格跌破了我们的综合成本线。”他顿了顿，语气坚定，“我们就启动内部消化机制。将这些‘过剩’的产品，以成本价或福利形式，供应给我们自己的工匠、官办机构的职员，或者用于公共工程建设。

    东西既然已经生产出来了，难道还愁没有用处吗？无非是利润暂时转化为内部福利和固定资产罢了。保住产能、保住工匠队伍、维持社会运转，才是根本。”

    “这场危机不但没有冲垮我们的产业链，反而让江南的作坊为了活下去大量的加入我们的体系，其实在两年前，这套体系下只有2000多家作坊，但因为这两年的萧条，反而扩张了1/3的体量。”

    李文兵听完这一整套从微观监督到宏观调控，兼具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管理体系阐述，激动地握住李岩的手道：“好！好一个‘抓大放小，依托工匠，掌控龙头，内部循环’！你这是为我们大同社的经济治理，实实在在地蹚出了一条新路啊！”

    他之前在扬州，见识了蒸汽机的轰鸣与技术的飞跃，但也看到了自由市场下的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内心本来是感觉到忧心忡忡，扬州虽富，但豪强遍地。

    直到此刻，在金陵，他从李岩这里，看到了一种将庞大生产力有效组织起来，应对危机的办法。这不仅仅是一条经济道路，更是一种崭新的社会组织模式的雏形，这种模式才更符合他们大同社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