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本就是一个思想交汇极其激烈的时代，江南已经有不少读书人开始突破封建皇权的禁锢。而徐晨的出现，使得这个时代的思想浪潮更加汹涌。

    年轻人对这些新思想充满了热情，他们成立学社，激烈地讨论着，暗中收集大同报，关注着北方大同社的一举一动，学习北方传来的新思想。

    然而，江南的老一辈读书人却截然不同。他们年轻时也曾有过一些先进的思想，但到了年老之后，更在意钱财和家业。

    张溥写的《富国强兵疏》在年轻读书人群体中疯狂流传，大有洛阳纸贵的趋势。

    但老一辈读书人看了之后，却发出嘲讽的笑声。用他们的钱来购买他们的土地，简直是荒谬至极。他们一年收租高达五成，而且旱涝保收，朝廷花三十年时间给他们的买地钱，连他们地租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至于开放盐、铁，开放海禁、山泽等建议，在他们看来更是笑话。除了盐之外，炼铁朝廷能管得了，矿山本就掌握在他们手中。海禁更是不能废除，废除之后他们不但要交税，还要面对更多的竞争对手。他们觉得现在这种模式很好，不用给朝廷上税，还可以借助朝廷的海禁打击竞争对手。海外番邦的银子就那么多，那些海上的亡命之徒多赚一两，他们就少赚一两。

    年轻的读书人们满怀热忱，怀揣着从新思想中汲取的救国良方，迫不及待地展示给长辈们看，渴望得到他们的认可与支持。然而，他们得到的却是叔伯们的冷漠回应：“努力读书，好好考科举，不要听这个妄人胡言乱语。”

    年轻人与老一辈之间本就存在着难以跨越的代沟，徐晨带来的新思想更是如同一把利刃，将这代沟直接拉大到了几个世纪的差距。双方都觉得彼此的想法如同来自不同的世界，难以沟通。

    “但又能怎么办，这些人是我们的父辈、是叔伯。”一位年轻人无奈地叹息道。

    张溥神情严肃，语重心长地说：“长辈错了，我们要勇敢地指出来，更不能让他们胡作非为。此次苏湖之事，就是我们的叔伯们在胡作非为。他们自认为这是传统，不会出什么问题，但却不知道这个世道已经变了，规矩也应该变。如果放任他们兼并土地，农户不会再沉默，他们会投靠大同社，而后把我们吊死。”

    张溥从中原回到江南后，感触最深的并非两地秩序、百姓的差距，而是官员之间的巨大差异。大同社的官员勇于任事，遇到矛盾积极处理，遇到问题主动解决。他们充满了活力激情，勇于论事，所以北整个北方也看起来更朝气蓬勃。

    而大明的官员则截然不同，他们习惯了袖手旁观，喜欢把政务交给师爷吏员。他们奉行着“少做少错，不做不错，多做多错”的原则，自己不做事情，也不允许其他人做事情，以至于大明朝堂贪污腐败，横行无能之辈占据高位，整个朝堂暮气沉沉。

    朝堂上充斥着这样的无能之辈，江南民间又都是顽固不化的士绅。即便大同军都打到江南了，他们还守着老传统，不肯睁眼看世界。

    在张溥看来，这些人就像被封闭在旧时代的牢笼里，不愿意接受新的观念。按照徐晨的说法，他们的三观已经固定，根本无法改变，只能沿着老祖宗的道路继续走下去，哪怕这条道路通向的是悬崖。

    尤其是经历了苏湖士绅禁止赈灾的事件后，张溥越发觉得徐晨具有先见之明。他猜想徐晨或许早就见识到了这些人的顽固，知道他们无法被教化，所以干脆放弃他们，选择清洗掉他们。张溥不得不承认，徐晨在江北的做法极其有效，两地的治理成效有着天壤之别。

    但张溥无法像徐晨那样行事，复社也不是大同社。他做不到清洗江南士绅，甚至在很多方面还要依靠江南的士绅。不过，经过几个月的苦思冥想，张溥终于想到了另辟蹊径的方法。

    他发现老一辈的三观已经固定，他们不愿意放弃原本固有的利益，而年轻人则不同。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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